传说中的尧帝居于何处？90多岁的知名考古学家李伯谦曾撰文说，联系到“尧都平阳”、“平阳在临汾”的记载和前已提到的距临汾不远的襄汾陶寺遗址一系列重大发现，“尧居平阳”，“平阳在临汾”，尧时的平阳就是陶寺遗址，自然便成为学者们苦苦寻觅的尧都的首选之地。
近日 ，山西省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成立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工作专班的通知。据悉，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内容主要包括陶寺遗址博物馆、陶寺遗址文物本体保护展示工程、陶寺农耕文明展示中心、环境整治工程及园区道路等。
陶寺遗址位于襄汾县城东北约7公里的陶寺镇，遗址面积300万平方米以上。考古研究表明，距今约3900年至4300年的陶寺遗址具有完备的都城功能，已进入早期文明社会2017年12月，山西陶寺考古遗址公园被正式列入第三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
澎湃新闻了解到，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工作专班的主要任务是按照《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规划》，指导推进近、中期各项任务；协调解决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过程中的重大问题；研究形成支持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意见。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研究解决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中的项目资金、土地指标、文物保护利用、文物考古专业力量等方面问题。
据悉，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工作专班自成立起，运行至2027年底。而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内容主要包括陶寺遗址博物馆、陶寺遗址文物本体保护展示工程、陶寺农耕文明展示中心、环境整治工程及园区道路等。
陶寺遗址最具代表性的陶寺龙盘、陶寺观象台以及遗址俯瞰图。 图源：中国文化报 临汾市陶寺遗址发展中心供图
陶寺遗址位于襄汾县城东北约7公里的陶寺镇，遗址面积300万平方米以上。考古研究表明，距今约3900年至4300年的陶寺遗址具有完备的都城功能，已进入早期文明社会，比河南二里头文化还早约500年，成为佐证“五千年中华文明”的重要依据，是生生不息的中华文明核心的重要源头。
陶寺遗址考古发掘工作可以追溯到1978年，考古工作者经过40多年、三大阶段的考古发掘，发现了巨型城址，内部有宫殿区、仓储区、手工业作坊区、高等级贵族的墓葬区和祭祀区、庶民居住区等，表明距今约4300年至3900年的陶寺遗址具有完备的都城功能，已进入早期文明社会。
陶寺遗址平面布局图
2017年12月，国家文物局公布了第三批12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和32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山西陶寺考古遗址公园被正式列入第三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2023年8月，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规划汇报会召开。
山西省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成立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工作专班的通知
在中国文化报发表的一篇题为《陶寺遗址迈进保护利用新时代》的文中提到：2018年以来，襄汾县分年度实施了一系列文物本体保护展示项目、遗址公园旅游服务设施及道路项目等。目前，陶寺遗址博物馆已完成主体建设，正在进行馆内展陈设计和布展等工作；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一期）工程已完成服务节点、观象台考古天文馆主体工程等设施建设；先后投入3亿多元，建成全长21.32公里的旅游公路，为陶寺遗址的全面开发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23年7月16日，陶寺考古遗址“一区三园”航拍图。李现俊 摄
2023年7月16日，正在建设中的考古天文馆。李现俊 摄
2023年7月16日，正在建设中的考古天文馆。李现俊 摄
据“文博山西”报道，临汾市陶寺遗址发展中心党支部副书记樊晓民透露，陶寺遗址博物馆预计在2024年对外开放。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内容主要包括陶寺遗址博物馆、陶寺遗址文物本体保护展示工程、陶寺农耕文明展示中心、环境整治工程及园区道路等。
临汾市陶寺遗址发展中心主任苏毅忠此前介绍，作为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单位，临汾市陶寺遗址发展中心将对标全国一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标准，稳步、高效推进各项建设工作，力争2025年实现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挂牌。
陶寺遗址博物馆规划效果图
2023年2月，主体建设完工的陶寺遗址博物馆 李现俊 摄
陶寺考古遗址项目 央广网发 李现俊 摄
除了陶寺考古遗址公园，山西还有晋阳古城考古遗址公园和蒲津渡与蒲州故城考古遗址公园被列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
截止目前，我国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已建成55家，立项80家。
略论陶寺遗址在中国古代文明演进中的地位
文/李伯谦
陶寺遗址位于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陶寺乡，是一处面积达300万平方米的中原龙山文化系统的大型遗址。在夏鼐、苏秉琦两位先生的关怀下，从1978年开始发掘以来迄未停止，至今己有近40年的历史。
陶寺出土的圭尺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藏 临汾市博物馆供图
通过张彦煌、解希恭、徐殿魁、高天麟、张岱海、高伟、梁星彭、李健民和何驽、高江涛等几代考古工作者的努力，遗址的年代、规模、内涵已基本清楚，并发现和发掘出了早、中、晚期，大、中、小不等的夯土城址、大型宫殿基址、观象台址、仓储区、手工业区，出土了陶鼓、石磬、铜铃、彩绘龙盘、玉琮、圭尺等礼仪用器，引起学术界和社会广泛关注，更成为2004年启动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
在原址基础上复原的陶寺观象台 图源：中国文化报 临汾市陶寺遗址发展中心供图
目前，“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四期已经结束，五期即将开始。那么，作为探源工程重要研究对象的陶寺遗址，究竟在中华文明演进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性质如何、又是什么人留下的遗存呢？我想，这恐怕是许多人都想知道的。
要想了解陶寺遗址在中国古代文明演进中的地位，最重要的，我认为是要将陶寺遗址放在更为广大的时代、社会和文化背景下来考察。根据学者们的研究，中国古代文明从大约距今6000年前开始出现社会复杂化，大体经历了古囯——王国——帝国三个阶段。我提交2010年在台北召开的“东亚考古学的再思——纪念张光直先生逝世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中国古代文明进程的三个阶段》对此已有说明和论证。
陶寺遗址出土的玉钺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藏 动脉影 摄
“古国”一词为苏秉琦先生首先提出。1985年10月13日，苏先生在辽宁兴城所作的《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试论当前考古工作重点和大课题》报告中说“古国指高于部落之上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他心目中的辽西古国就是红山文化中以坛、庙、冢为代表的凌源牛河梁遗址。类似这样的遗存，在中原地区有黄河中游仰韶文化河南灵宝铸鼎原西坡遗址，黄河下游大汶口文化大汶口遗址，在长江下游有崧泽文化的张家港东山村遗址，长江中、下游之交有类似崧泽文化的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长江中游有屈家岭文化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等。
这类遗存中，除牛河梁遗址大型冢墓中仅见装饰类和宗教祭祀类玉器而未见象征军权的玉石戚、钺之类的兵器，其他遗址或者装饰类、宗教祭祀类和象征军权的兵器类玉石器伴出，或者像西坡大墓那样仅见象征军权的玉钺兵器一种，表明初期王权已经产生。
关于这类“古国”的社会形态，苏先生未曾明言，而只说它是“高于部落之上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怎样理解苏先生关于“古国”的定义？我觉得它既不是原始氏族社会的部落或部落联盟，也尚未进入社会分化对立严重、部族之间战争频仍、个人权力凸显的科学意义上的“国家”阶段，还处于由原始氏族社会向阶级、国家社会的过渡状态，和西方学术界所谓的“酋邦”基本相当，这个阶段大体处在距今5800～4500年时间段之内。
铜齿轮形器 夏 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 山西陶寺遗址出土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藏 动脉影 摄
王国，苏秉琦先生称之为“方国”，是1994年1月苏先生为“海峡两岸考古学与历史学学术交流研讨会”所写的《国家起源与民族传统（提纲）》中首先使用的。他说我国国家起源发展阶段的三部曲是：“古国、方国到帝国”。当时他举出的方国是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所谓原始长城（石城子）。这显然是从区域角度对因个人强制性权力的膨胀而发展为高于“古国”的政治实体的概括。我将方国称为王国，是想强调以军权为支撑的王权的主导和决定作用。
根据考古发现和研究，在长江下游，晚于崧泽文化的良渚文化率先进入了王国阶段，良渚遗址发现的有三道城墙面积达300万平方米的城址、城北面高低多道防洪拦水坝、贯通城内外的水道和码头遗迹、仓储遗迹、大型宫殿建筑基址群、祭坛、贵族大墓、数量庞大的玉石钺和刻有神徽的琮、璧等宗教用器及刻符，无不彰显出良渚王国的富足、强盛和高高在上的权力。
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文字扁壶 临汾市博物馆供图
在黄河中游的中原地区，继仰韶文化之后兴起的中原龙山文化，较良渚文化略晚，也开始进入了王国阶段，其最早形成的、各项条件最为具备也最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就是陶寺遗址。
前面我们已扼要提到了陶寺遗址的一系列重要发现，这在2006年出版的由解希恭主编的《襄汾陶寺遗址研究》一书和近十年来散见于《考古》、相关会议论文集及其他杂志上有关陶寺遗址的报导和研究文章，对此都有详细的介绍。
对照我在2010年“新密聚落考古研讨会”上发言提出的关于文明形成的十条判断标准可以看出，陶寺遗址是在聚落分化基础上出现的特大型聚落；陶寺遗址已出现了城壕和城墙等防御设施；陶寺遗址建造有像观象台这样的大型宗教礼仪建筑；陶寺遗址存在贵族与平民墓葬的分化，出现了特设的高等级贵族墓地；陶寺遗址出现了手工业内部分工和专业的手工业作坊区及集中成片的仓储区；陶寺遗址出现了以玉钺、玉戚为代表的专门武器；陶寺遗址出土陶器上出现了朱书文字；陶寺遗址发现了铜铃、铜齿轮形器等铜器；陶寺遗址发现有双耳彩绘罐、大型Z形厨刀、玉琮、玉神面、扁腹陶罐、蛋形陶瓮等来自北、西、东、南不同区域的文化因素……。总之，陶寺遗址呈现出来的完全是一个王国都城的面貌，我们说陶寺遗址是目前中原地区最早出现的、最大的王国是可以成立的、有充分根据的。
彩绘双耳罐 临汾市博物馆藏 临汾市博物馆供图
那么，它的主人究竟是谁，它究竟是古代那个族团留下的遗存呢？中国是史学大国，留下有丰富的历史典籍，先秦时期的经、史、子、集，秦以后历朝历代官修的正史，民间修的野史，此外尚有各种方志、私人笔记、谱谍、卜筮之书，其中不少涉及到人类起源、文化起源、文明起源等远古历史问题。当然，最初只是口耳相传的传说，创制文字之后，才有了文献记载。
在其传承过程中，难免有误记、漏记，掺杂进去传写者自己的臆说和杜撰成分，致使真假难辨。但正如尹达同志在《史前研究》创刊号所写的《衷心的愿望》一文中所指出的，“我国古代社会的传说里究竟是否全属伪造？在这些疑说纷纭、似是而非的神话般的传说中是否有真正的社会历史的素地？我们能不能因此而对祖国的远古社会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这就成为值得我们深思的重要问题”。
“从地望上，从绝对年代上，从不同文化遗存的差异上都可以充分证明这些神话的传说自有真正的史实素地，切不可一概抹杀。”我们的任务，恰在于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其进行可信性研究，剔除其中掺杂的荒诞不经成分，与考古结合综合分析，以判定其是否可信。面对这些浩如烟海的遗产，完全信以为真，全盘照搬，当然不对；但一概否定，不管不问，也不是科学的态度。
玉神面 陶寺遗址出土 山西博物院藏 山西博物院供图
回顾中国考古学史便可知道，正是1928年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成立开始的河南安阳小屯殷墟的发掘及其大批甲骨卜辞、大规模宫殿建筑基址、商王陵墓和庄重典雅的青铜器群的发现，才使原认为是传说的商后期历史变成信史；正是1952年郑州二里岗商文化的发现和1955年开始的郑州商城的发掘研究，及推断郑州商城为商汤所建亳都，才将商代史从商后期提早到商早期。
郑州商城性质的确定，为往前追索夏文化找到了起点，通过几十年发掘研究，如今以偃师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为夏代中晚期文化、偃师二里头遗址为夏都斟、新密新砦期遗存为“后羿代夏”时期遗存、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为夏代早期文化、登封王城岗河南龙山文化大城为“禹都阳城”的认识已得到学术界广泛的认同。在对文献记载可信性研究基础上，循着以文献为线索、以考古发现为根据，从已知推未知的研究路线，学者们自然会把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纳入探索尧都的视野。
陶寺遗址出土的龙盘
尧为文献中提到的五帝之一。关于尧的居地，文献中有多种说法，“河北顺平”、“山东青州”、“江苏金湖”、“江苏宝应”、“湖南攸县”、“四川尧坝”、“山西平阳”，不一而足。在文献记载中，尧主要活动在黄河中游一带的中原地区，所谓江苏、湖南、四川诸说均在长江流域甚或更远，已超出尧部落可能的活动地域，是根本不可能的。余下山东、河北、山西三说中，以山西说的文献最多、最集中，次为河北，最少的是山东。
从传说尧时期的文化分布格局看，山东属于东夷部族的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分布范围，而尧部落属于中原华夏部族系统，其文化当与中原龙山文化及其前身仰韶文化有关，因此亦可排除。河北、山西一山之隔，属于一个大的文化系统，尧部落曾辗转来往山西、河北两省地域，是可能的。但联系到“尧都平阳”、“平阳在临汾”的记载和前已提到的距临汾不远的襄汾陶寺遗址一系列重大发现，“尧居平阳”，“平阳在临汾”，尧时的平阳就是陶寺遗址，自然便成为学者们苦苦寻觅的尧都的首选之地。
土鼓 临汾市博物馆藏 临汾市博物馆供图
对此我表示认同，认为推定其为尧都比否定其为尧都有更充分的理由。当然，由于年代久远，文献晚出，缺乏当时的实录，考古发现也仅是当时留下来的遗迹、遗物很小的一部分，在其为何人所都、哪个国族所都问题上存在不同意见，是很正常的。对文献需进行继续研究，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也需持续进行。但无论如何，陶寺遗址是黄河流域中游的中原地区最早出现的一个科学意义上的国家——王国的都城所在地，在中国古代文明演进中占有重要地位，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
（摘选自考古学家李伯谦发表在《华夏考古》2015年04期）
（本文综合自山西省政府办公厅相关资料、“文博山西”等）
考古发现最早国都陶寺：是否印证是尧的都城
坐落于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东北约7公里处的陶寺遗址，总面积300万平方米以上，是黄河中游地区龙山时代晚期一处超大型都邑遗址。 从2002年起，经过十余年考古工作，陶寺文化遗址发掘总面积约8000平方米，基本确定了 陶寺早中晚三期的宫城、早期外城(下层贵族居住区)、至少280万平方米以上的中期外郭城、中期小城、中期宫殿夯土基址、集郊天祭日与观象授时于一身观象 祭祀台、祭地礼制建筑、中期王族墓地、王权控制的独立仓储区、工官管理手工业作坊区以及调查判定了普通居民区，使学界认识到陶寺遗址是目前考古探明功能区 划最为齐全的、具有典型双城制模式的都城遗址;陶寺文化社会已进入到邦国形态。 铜齿轮形器、盆口沿、环、蟾蜍等红铜铸造器外加上个世纪发掘的铜铃，构成了 中国最早的铜礼器群。 此外，陶寺观象台是迄今考古发掘与天文考古判定的世界最早的观象台;观象台观测日出地平历以20个节令，成为世界最早的最为缜密太阳 历。 陶寺遗址精神文化中展现出的列钺王权象征、和合政治理念、文德思想、中正天下观、礼制思想、天文历法作为王权软实力的思想以及汉字载体等，对后世中国 王朝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而陶寺文化开创的都城模式、宫室制度、礼乐制度、都城官营手工业制度等，也成为后世王朝制度文明的主干。 “由此足见，陶寺遗址 及陶寺文化，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到制度文明，都是生生不息的中华文明核心的主要源头。 ”经过37年来两大阶段的陶寺遗址考古发掘，已经能够提出一条比较完整的系列证据链，表明陶寺遗址在年代、地理位置、都城内涵、规模和等级 以及它所反映的文明程度等方面，均与文献记载的尧都有相当高的契合度。 这一点是目前任何其他遗址所难以企及的。 陶寺遗址的一系列新发现证明，黄河中游地区 在尧时期业已进入早期文明社会，业已形成了最初的中国~
夏朝以前的尧帝存在的证据，原来就在山西陶寺
中国传说中的「 ”帝尧”一般认为是黄帝之后。根据郭沫若的看法，帝尧一族所居之处靠近黄帝族所居的涿鹿，大致是在河北唐县一带，后来沿太行山南下，途径太原等地，最后迁徙到了汾水平阳地区。《汉书·地理志下》就说，「 ”河东土地平易，有盐铁之饶，本唐尧所居。”「 ”唐尧”中的「 ”唐”，指的就是帝尧所出的陶唐氏。 陶寺遗址就坐落在山西的汾水流域，在地域上已经可以与古籍中提到的帝尧所居「 ”对号入座”。按照中国古籍的说法，「 ”尧帝”生活的时代，远在夏商周三代之前。《左传》里说：「 ”故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其中的「 ”虞”指的就是任命大禹去治水的中原部落联盟首领「 ”虞舜”，而尧更是虞的先任。在时代上，尧、舜生活在一个紧接夏代的时代。依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成果，夏代大约始于前2070年。若从此说，则尧舜时代就应在公元前2070年之前的一二百年或二三百年的范围内。陶寺遗址早期至中期碳十四测定的年代大致为公元前2300-前2000年或公元前2400-前2100年，与尧舜时代大体是吻合的。 看来，「 ”尧都平阳”的说法在地望与时代方面都能找到依据。从2002年出土的陶寺中期王墓也能发现，墓主人的确是一位高居于陶寺社会金字塔之巅的显贵人物。这座出土大墓仍然残留随葬品几近百件，包括玉器、彩绘陶器、漆器、骨器以及20爿半扇整猪等。尤其引人瞩目的是，在墓室东壁中央显著位置，立有一具完整的公猪下颌骨，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粗壮的獠牙，也就说《周易·大畜》所说的「 ”豮豕之牙”。以该下颌为对称两侧各排列倒置3件彩漆柄玉石兵器（「 ”钺”与「 ”戚”）。按照周代的理念，「 ”豮豕之牙”及围绕它布置的玉石兵器所表达的恰恰是「 ”其豕之牙，成（盛）而不用者也”，也就是「 ”修兵弗战”的和善理念。这也同样令人联想到帝尧——「 ”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 陶寺遗址出土的礼器，包括石磬、土鼓、鼍鼓这样的大型礼乐器。特别是「 ”石磬”，作为古代的礼乐重器，称得上是华夏文化最具特色的表征符号之一。在甲骨文中已出现了「 ”磐”字。左半像悬石，石半像是人用手槌敲击的样子。陶寺遗址出土的石磬也是我国现存的最古老的石磐。考虑到《说文解字注》里说「 ”无句作磬”；而在古籍记载中，这位发明「 ”石磐”无句正好就是尧的臣子。「 ”石磬”在陶寺遗址的出土，不能不使人将墓主人的身份与帝尧联系起来。至于「 ”土鼓”与「 ”鼍鼓”是两种鼓。汉代的司马相如在《大人赋》里把「 ”灵鼍之鼓”与「 ”秦陶唐氏之舞”联系起来，而「 ”陶唐氏”指的偏偏也正是「 ”帝尧”。 石磬 看起来，陶寺文化时期确实已经存在某种约定俗成的、严格按照等级次序使用礼器的规则。《礼记》记载，孔子说过「 ”夫礼之初……蒉桴而土鼓”。而孔子同样说过「 ”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称赞了帝尧制定的礼制。两相对照的话，陶寺的墓主人，莫非正是「 ”帝尧”乎？ 因此，2015年6月18日，中国社科院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 ”山西陶寺遗址发掘成果新闻发布会”，指出一系列的考古证据链表明，陶寺遗址在年代、地理位置、陶寺遗址的内涵、规模和等级以及它所反映的文明程度等方面，都与尧都相当契合。目前，没有哪个遗址像陶寺这样与尧都的历史记载等方面如此契合。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陶寺遗址很有可能就是尧的都城。陶寺遗址是什么朝代
众所周知，中国拥有着5000年的文明和历史，我都会记得三皇五帝夏商周这样的朝代口诀，听着尧舜禅让的传说。 不过中国的信使却从公元前841年开始。 2000年国家夏商周的断代工程交出了夏商周年表，将夏代开始的年份定位公元前2070年，历史向前推了1200年之久。 2015年我国社会科学院在山西的陶寺遗址考古成果新闻发布会上公布，从公元前2300年到前1900年期间所存在的陶寺是帝尧都城的所在地，也就是最早的中国，是得尧这一传说成为了现实，树立起5000年中华文明的伟大丰碑。 我看过许多的介绍陶寺遗址的文章，但无暇去现场，近日专程参观了陶寺遗址。 陶寺遗址位于山西襄汾县东北约十五里陶寺村以南，处汾河以东，塔儿山西麓。 进入陶寺，首先看到的是陶寺遗址的门牌坊，两侧是帝尧古都、最早中国的短联。 牌坊前是襄汾县人民政府立的陶寺遗址碑，陶寺遗址是国务院1988年月13日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陶寺遗址现有简陋的陈列馆，我们边听着解说员的介绍，边看出土的文物，展板，最后观看了录像，对陶寺遗址的发掘过程、遗址的时期、规模、历史价值等有了大概的了解。 陶寺遗址的发掘已经40多年，1978年至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与临汾行署文化局合作，揭露了居住区和墓葬区，发掘墓葬一千余座。 其中大贵族墓葬9座，出土了陶龙盘、陶鼓、鼍鼓、大石磬、玉器、彩绘木器等精美文物，震惊海内外，确定了陶寺文化。 1999-2001年，确定了陶寺文化中期城址，城址呈圆角长方形，东西长1800米，南北宽1500米，中期城址总面积为280万平方米，方向225°。 从此陶寺遗址的田野发掘与研究的目的从探索一个龙山文化晚期的超大型聚落，转向探索一个都邑聚落的布局与性质，追寻其社会组织发展水平是否已经进入到国家社会。 而从考古的角度探索一个都城遗址，可以通过城墙、宫殿、王陵、宗教礼制建筑等考古遗存判定。 2002年春季开始，陶寺遗址的聚落考古研究一直被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之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和临汾市文物局合作，在陶寺城址共发掘4000平方米，确定了面积为56万平方米的陶寺早期小城、下层贵族居住区、宫殿区、东部大型仓储区、中期小城内王族墓地以及祭祀区内的观天象祭祀台基址。 陶寺北墓地2016年考古发掘取得重大收获，共发掘春秋晚期墓葬5座。 其中2座大型墓葬为春秋晚期墓葬，同是大夫一级的贵族夫人墓，出土有鼎、豆、鉴、壶、簠、舟、鬲、盉、盘、甗等青铜容器35件，以及乐器铜镈8件、铜纽钟9件、石磬4套20件和玉饰件等随葬品，为研究煌煌800年的晋国史提供了宝贵材料，发掘中发现了东南门址和东南拐角处的侧门。 2017年春季发掘中，考古工作者对疑似东南门址和东南拐角处的侧门进行了扩大发掘，基本确认陶寺文化早期开始挖基槽夯筑城墙，中期继续使用，至陶寺文化晚期时，在早期墙基之上略微错位挖出较浅的晚期墙基槽夯筑城墙，同时，发掘中还通过解剖确认了东墙的存在，本次发掘基本确认了陶寺遗址宫城的存在。 经过40年的发掘，陶寺遗址初步发掘八大成果:1、最早的测日影天文观测系统；2、到遗址发掘为止最早的文字；3、中国最古老的乐器；4、中原地区最早的龙图腾；5、到遗址发掘为止世界上最早的建筑材料——板瓦；6、黄河中游史前最大的墓葬；7、史前中亚最大的城址；8、世界上最古老的观象台，比英国巨石阵早500年。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主要研究中国如何从基本平等的原始社会向复杂社会到接近国家社会转变，当时确定了黄河及长江流域的二里头、陶寺、良渚三大中心遗址和长江中游的石家河、东北红山文化等重要遗址。 先看陶寺是不是都城，进而探索陶寺文化是不是一个国家。 作为一个都城，要有城墙、宫殿区、王陵区、祭天祭地祭祖的礼制建筑及专门的手工业作坊区、独立仓储区和普通民众居住区等要素，经过十几年的辛苦，我们基本把陶寺作为都城的几个条件都找到了。 陶寺考古工作队第四任队长何努这样介绍。 挖掘发现，陶寺中晚期有个大的社会动荡，政权崩溃，城市和宫殿遭到严重破坏。 何努认为这种摧毁是新政权对旧政权正统地位的否定和摧毁，表明整个社会进入了国家政治的状态，陶寺遗址体现出了文明和国家的形成。 通过宏观聚落形态调查，何努发现陶寺控制的这个国家可能存在类似都城-省会-县镇-村四级行政组织，同时也发现了小型的驿站遗址，推测服务公务人员往来，这是中央和地方行政关系物化的表现。 陶寺有两件出土器物引起高度关注，一个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金属乐器——出土于陶寺晚期墓葬的铜铃，尽管铸造工艺粗糙，器壁厚度不匀，但其采用合范浇铸技术，仍是前所未见的创举；还有一个是一把陶制扁壶，两侧有两个用朱砂书写的符号，一个类似于当下的文字，学界对另一个符号则分歧较大，有解读为命、昜、邑、唐等，何努认为就是尧字，文尧连起来可能是当时人们对尧帝的称颂。 虽然数量不多，但何努认为这是中国最早的文字，比甲骨文还早几百年。 何努要为中国重新释义。 他认为词汇来源并非是传统认为的中原之国，而是中土之国。 他的依据来自一个广受质疑的观象祭祀台，一个平面呈半圆形的平台、圆心观测点有里外三圈的圆形夯土构件。 在多名天文史学家协助下，何努历经数年模拟观测发现，站在圆心观测点往东遥望塔儿山，在冬至、夏至、春分、秋分等重要节气，正好可以看到太阳分别从夯土地基上几道对应的观测缝中升起。 根据挖掘出的圭尺和圭表的测影演算，认为和《尧典》里记载的四表测量匹配，也和《周髀算经》里关于夏历冬历的影长数据吻合，确定陶寺就是地中，中国概念的来源是地中之都，中土之国，陶寺便是最早中国。 在天文学界，何努的发现和推断获得认同。 已故天文学家席泽宗院士把陶寺观象台的发现称为中国天文考古真正的开端。 在中国科学技术馆，陶寺观象台得以模拟复原，被当成华夏先民的一项重要科技成果介绍。 然而，这里又带来了一个问题：陶寺遗址的国王是谁呢？《宗国都城记》云：唐国，帝尧之裔子所封，汉曰太原郡，在古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其南有晋水。 《汉书·地理志》载：晋阳本唐国，尧始都于此。 《尚书疏证》：尧为天子实先都晋阳，后迁平阳府。 《诗谱》：尧始居晋阳，后迁河东。 史书上有尧都平阳之说，结合陶寺遗址的地理位置，不难确定陶寺遗址的国王就是上古尧帝。 古地名称呼也佐证了这一点，太原素有北唐之称，目的应该是区别临汾的帝尧首都唐地平阳。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表示，一系列的考古证据链表明，陶寺遗址在年代、地理位置、内涵、规模和等级以及它所反映的文明程度等方面，都与尧都契合。 此前考古学界一般认为，中华文明始于夏朝后期的二里头文化时期，距今3700多年。 但陶寺遗址考古发现表明，早在距今4200多年前，文明的几大构成要素(文字、青铜器、都城)均已出现。 中华民族进入文明社会的年代，至少可以在此前认知的基础上往前推进500年。 良渚古城遗址存在的时间是距今4500～4300年，早于存在时间为距今4300～3800年的陶寺古城遗址。 但为什么陶寺遗址是最初中国而良渚遗址不是呢？这是由于最初中国这个概念有它特定的内涵，故中国指的是以洛阳盆地为中心的中原地区，良渚古国不属于这个范畴以内，二者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渊源关系。 陶寺就是‘尧都’，是我国考古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国都；陶寺时期是最早的‘中国’，其物质、精神和制度文明是中华文明核心的重要源头。 这一文明探源的新结论，由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和北京大学文博学院及山西省相关部门发起的几场研讨会公布，权威性很高。 我们从历史中走来，它是我们存在的依据和理由，它是我们成长的沃土和甘露。 我们找寻上古的历史，就是在发掘华夏文明的根系脉络，探索传统文化的最初起源。 尽管，帝尧和他的那个时代早已被湮没在历史长河中，但创制于尧且沿袭至今的历法、礼制等诸多精神财富，早已融入我们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血脉之中。 陶寺，这片隐匿于广阔田野中的史前遗迹、尘封京华，用大量的考古发现和尧文化的丰富遗存，给山西所拥有的极其丰富的历史文化宝藏以最充分的理论诠释和最合理的历史定位。 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人杰地灵、资源丰富……诸多美好的词语，都是山西从远古传承、从祖辈继承、从世代秉承而来。 陶寺，便是根源，便是发端，便是始祖。 至今，我们的教科书里古老中国有信史可循的起源，仍被界定在了夏商。 唯愿，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的课本能够重建中国的上古史，把帝尧所创造的文明昭告世界——告诉人们，不仅最丰富的古代文物留存在山西，最早中国在山西，华夏文明的起源也在山西。 一如国家文物局在其编撰的《文物三字经》中对陶寺遗址的描绘：北陶寺，有大墓。 出龙盘，出鼍鼓。 击石磬，配乐舞。 持玉钺，兴军旅。 古国家，正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