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
临沂沂南县红嫂家乡旅游区
“跟着团长打县城”
沉浸式影视体验项目火出圈
虽然小长假已过
但是游客“打县城”热情高涨
景区持续火爆
10月12日，该景区发布
限流公告称
10月13日预约售票数量
已达景区最大承载量
据景区工作人员介绍，景区整体能容纳几万人，但是“跟着团长打县城”这个项目最多只能承受3000人参与。目前项目预约比较火爆，以下周末为例，目前仅团队预约就已经超过1000人了。
据“文旅临沂”介绍
“跟着团长打县城”是位于
山东省临沂市沂南县
红嫂家乡旅游区推出的
沉浸式影视体验项目
在“团长”的带领下
游客们与演员一同
沉浸式体验“攻打”县城
据齐鲁晚报报道，参与“跟着团长打县城”项目策划的薛贵翔介绍，之所以由“团长”带着打县城，是源于影视剧《亮剑》中“李云龙攻打平安县城”的桥段。
“这个节目其实主线挺长的，游客进入到景区后，节目组会安排NPC‘伪军’抓‘壮丁’，这些‘壮丁’都是报名参与体验的游客，加上‘八路军’征兵、训练、行军等环节，最后三支‘八路军’连队汇集到城墙下，在‘团长’的带领下向‘县城’发起总攻，‘攻打县城’的片段是我们情景演出的核心部分。”
不少网友看到视频后直呼
“国庆假期结束了，我却才看到！”
“这才是最适合中国人的cosplay！”
公开资料显示，红嫂家乡旅游区暨中国沂蒙红色影视基地，位于沂南县马牧池乡常山庄村，总占地1129亩，2008年建成以来这里已拍摄了《沂蒙》《斗牛》《红高粱》《铁道飞虎》等四百多部影视剧。
近年来，“沉浸式”体验悄然席卷全国，新玩法层出不穷。
人民日报评论在文章中指出，聚焦品质化旅游消费需求，进一步挖掘景点文化内涵，不断创新表达呈现方式，为观众带来更多愉悦、震撼的视听感受。有感官体验，能产生精神共鸣，这样的旅游服务，才能让消费者觉得值回票价。
齐鲁晚报指出，如今年轻人成为文旅市场的主力军。红色是内涵，旅游是形式，景区项目既要突出“红”的底色，也应让大家感受到“游”的价值和意义。
这就需要景区在开发项目时，守住历史真实性和严肃性的原则，在此基础上创新形式，进而推出迎合大众多元化需求的产品和服务。
1927年7月底，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简称“二师”）在湖南省汝城县组建，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支打出工农革命军旗号的武装力量。 拓展中央军委指示农军合编一个师1927年4月23日，广东省普宁、揭阳、潮阳等县的农军举行武装暴动，进攻普宁县城。 中共潮安县委书记方临川等人组织的武装队伍闻讯赶来参加战斗。 5月中旬，暴动失败，队伍撤到湖南汝城，同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即派方临川到武汉向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周恩来请示。 周恩来了解情况后，立即指示暴动队伍到湘南，同汝城的农军合编为一个师。 当得知湖南农军准备从三面攻打长沙后，他即通知湖南的同志把部队“暂集中湘南”待命，“不作硬来”。 对广东普宁农军起义失败后退到湖南汝城的部队，也要求他们不要到武汉这样的大城市来，要尽快返回湘南和汝城的农军合编为一个师，参加湖南的暴动。 7月18日，方临川在湖南衡阳将中央军委的这一指示向陈东日等人作了传达，告之武汉形势恶劣，农军不要去了，回汝城就地暴动，占领县城，并指示将东江农军与汝城等地农军组成一个师，即工农革命军第二师。 在敌人统治薄弱的汝城组建二师毛泽东于1927年7月底起草的《湘南运动大纲》，8月1日经中共中央讨论通过，进一步提出了以汝城为中心开展武装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的重大决策。 原因在于：其一，毛泽东已有了“上山”思想，在此次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上提出了“上山”，“保存武力”，“造成革命力量之中心”。 其二，汝城地理位置特殊重要。 汝城地处湘粤赣边之偏僻山区农村，地势险要，进可上衡阳、下广东，攻占城市，退可在山区保存革命力量，是在1927年大革命和各地革命运动失败后，保存革命力量和扩大革命力量的理想区域。 其三，汝城革命基础独好。 党在汝城已有自己领导的革命武装，汝城、宜章、资兴、仁化等县以及广东东江地区（惠潮梅）农军共约4000人。 汝城加入农会、工会的群众更达6万人之多，并且实行了“一切权力归农会”、工农专政，已成武装割据之势。 7月下旬，在江西九江的中央负责人李立三等提出了举行南昌暴动的建议，于是中央便将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的秋收起义和南昌起义结合起来进行统一的战略考虑，即一方面以军事力量帮助四省暴动的实现和成功，另一方面南昌起义成功之后，直奔东江，夺取广州，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然后重新北伐。 正是基于如此考虑，以及湘南汝城的地理位置和高涨的革命形势，中央认为湖南的秋收起义应首先在湘南发动，以策应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和重新北伐，而汝城作为“农民军事力量最大的地方和战争地势最便利的地方，至关重要”。 汝城地区的工农革命运动受到了中央高层的关注和重视。 为加强对汝城地区革命武装力量的统一领导和指挥，7月9日，中共中央及中央军事部派任卓宣、陈东日、武文元等干部抵达汝城，组建C.P.（中共）驻汝特别工作委员会和湘南特别军事委员会，任卓宣任书记，陈东日、陈佑魁、吴振民、朱青勋、何举成、李涛等6人为委员。 7月底，集结在汝城的5000多农军整编组建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师，陈东日任师长、吴振民（惠潮梅救党军总指挥）任副师长、武文元任参谋长，下辖3个团，汝城农军为第一团，团长何举成，党代表朱青勋；郴县、宜章等地农军为第二团，团长高静山；惠潮梅农军为第三团，团长吴振民，党代表李运昌。 工农革命军第二师，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支打出工农革命军旗号的武装力量”。 二师组建期间，何举成、赖鉴冰等在其家乡濠头樟溪苦竹坳筹建了二师后方营，以防突变。 果然，1927年汝城“八一五”反革命事变后，陈东日等紧急收集余部，迅速转移到濠头，与何举成领导的汝桂农民赤卫队（驻扎于后方营）会合，组成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补充团。 9月，中共湖南省委指示该团改称为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第一团，就地举行秋收起义。 重振士气的二师，于9月下旬再举义旗，连续取得了智取桂东、占领汝城，成立汝城县苏维埃政府的重大胜利。 最早打出工农革命军的旗号在时间上，二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支打出工农革命军旗号的武装力量。 与南昌起义部队比。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指出了中国革命前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诞生的重要标志。 二师组建几乎与之同时，但南昌起义军当时公开打出的是国民革命军的青天白日旗号。 与秋收起义部队比。 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于1927年9月9日在江西修水成立，全师共5000人枪。 在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总指挥卢德铭、师长余洒度的领导下，发动了秋收起义，公开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9月29日三湾改编时，人员由5000减到不足1000，缩编为一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 次年5月上旬，与湘南起义的朱德、陈毅部会师后，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为红四军。 而工农革命军第二师于1927年7月底组建，比第一师早1个多月。 与湘南起义部队比。 南昌起义军智取宜章县城后，1928年1月13日，朱德根据中共广东省委的指示，在中共宜章县委召集的群众大会上宣布起义军改名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 全师共1260人枪，朱德任师长，陈毅任党代表，改青天白日旗为斧头镰刀旗。 5月4日，这支部队和湘南起义中的其他几支地方武装共1.2万多人，同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这时实际为一师一团）在砻市胜利会师，组成红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 从此，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得到发展和壮大。 显而易见，朱德领导的一师比二师组建晚5个多月。 与广东东江二师比。 其实在湖南汝城组建的工农革命军第二师，就是1927年10月中旬在广东东江组建的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的前身。 1927年5月，吴振民率领的海陆丰农军，中共汕头地委委员、东江工农军副总指挥杨石魂率领的普宁、潮阳县革命武装，以及惠州地区的一些农军在陆丰县会师。 中共东江特委指示，将这三支革命武装统一改编为惠潮梅农军总队，共2000多人，以吴振民任总指挥，杨石魂任党代表，下辖3个团。 同年6月下旬，惠潮梅农军为保存革命力量，千里转战到湖南汝城，与当地农军会合后，奉中共中央指示于7月底组建工农革命军第二师。 “八一五”汝城事变，使工农革命军第二师损失惨重，剩下四五百人，奉命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第一团。 10月6日，南昌起义军十一军二十四师余部在师长董朗、党代表颜昌颐率领下，进入已爆发第二次工农武装起义的海陆丰地区惠阳中峒，与当地农军会合。 奉中共中央军委命令，起义军与汝城回来的农军恢复组成工农革命军第二师（又称红二师），师长颜昌颐，党代表、副师长董朗，一团团长朱云卿。 10月15日，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广东省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南昌起义余部以及全省的工农武装一律改称为工农革命军，由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在海陆丰的部队为第二师。 后考虑到海陆丰部队人数不足一个师编制，决定先组建一团，即二师四团。 队伍在彭湃领导下，解放了海丰、陆丰县城，于11月5日建立工农革命政权——海丰县苏维埃政府，继而与普宁、海陆丰联成一片，创建了海丰、陆丰革命根据地。 这支部队后来与叶镛的红四师会合，编入红四军。 与万安暴动队伍比。 1927年11月10日，在中共赣西特委领导下，赣西工农革命军第五纵队在万安县成立，杨德明为纵队长，陈正人为党代表。 与此同时，将万安各地农协会员中的青壮年，编为万安工农革命军，组成5个纵队，共1.4万人。 11-12月中，曾先后组织三次攻城，均未取胜。 1928年1月8日，组织4万余人第四次攻城，终于获胜。 万安工农革命军的组建显然后于二师。 开创“党指挥枪”的先河从党史文献资料和当事人回忆可见，工农革命军第二师是根据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周恩来指示组建的，干部也是根据周恩来提议任命的；二师及其一团则由湖南省委及C.P.驻汝城特别工作委员会、湘南特别军事委员会直接领导。 可以说，开创了“党指挥枪”的先河。 二师的番号由周恩来亲自授予。 《李运昌烽火岁月》一书载：1927年6月上旬，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周恩来指示惠潮梅农军：“当前，国内形势已发生了变化，我们党的政策和策略都必须跟着改变。 蒋、汪已经勾结在一起，汪兆铭（精卫）公开限制工农武装发展，其反革命面目已经完全暴露，国共两党的彻底分裂已成定局。 ”“粤、赣、湘、鄂四省的工农运动基础好，我党应首先在这四省举行起义，建立工农政权。 吴振民、李芳歧同志，不要把队伍带到武汉来，立即把队伍带回湘南汝城，准备湘南起义。 ”7月，随着汪蒋合流大局已定，方临川、武文元带回了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周恩来签署的紧急命令，即尽快组建工农革命军第二师（下属3个团），并派中央派特派员陈东日及省委军事干部武文元等到汝城工作，会同吴振民、李芳岐（即李运昌）完成军队的组建。 可见，二师的番号是周恩来在指示中亲授的。 二师的主要领导是根据周恩来提议任命的。 李运昌在回忆中写道：“汝城（二师）改编进展迅速，完全是根据军委书记周恩来的部署进行的，干部也是根据周恩来提议任命的。 任命陈东日为师长，吴振民为副师长，武文元为参谋长。 原惠潮梅农工救党军改编为第1团，汝城农军改编为第2团，郴州、宜章等县的农军改编为第3团。 ”从而保证了党对军队的领导权。 成立中共临时特委和军委。 《中共党史人物传》第54卷《陈东日》载：“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由陈东日任师长，吴振民任副师长，武文元任参谋长。 于是，陈东日等率领农军返回汝城，（除成立二师外）并成立了中共临时特委和军委，以陈东日、吴振民及汝城县委（时为特别支部）书记朱青勋为主要负责人，统一领导汝城地区的革命运动和武装斗争。 1927年7月底，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组建、整训完成。 陈东日在二师成立大会上发表了鼓舞人心的讲话，并宣布了团、营、连、排领导干部的任命名单。 部队编为3个团，原广东农军为1个团，汝城农军为1个团，宜章、郴州等地农军为1个团。 全师4000多人，枪1000余支。 中共湖南省委直接领导二师的改编。 1927年8月15日，汝城土匪武装何其朗勾结国民党第十六军四十七师突袭县城，二师伤亡惨重。 吴振民、林军杰、朱青勋等二师领导及数百名战士壮烈牺牲。 突围出来后的四五百人，在陈东日、于鲲、李运昌等率领下，转至何举成、李涛的濠头苦竹坳后方营。 为隐蔽行动，这支队伍自行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补充团，下辖3个营。 《郴州地区志》载：“汝城工农运动失败后，原第二师余部与汝桂农民赤卫队会合，共500余人，组成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补充团，团长何举成，副团长于鲲，党代表任卓宣。 活动于江西崇义、上犹。 1927年9月，中共湖南省委指示该团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第一团，就地举行秋收起义。 ”开始了工农运动与土地革命、政权建设的结合《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地武装起义》记载：“1927年6月下旬，湘南郴县、宜章、桂东、永兴、资兴等县农民自卫军聚集汝城，会合汝城农民自卫军和北上湖南的广东东江地区农民自卫军，在湘赣边界地区开展武装斗争，不断打击反革命势力，威震全省。 ”当时，在陈东日的领导下，开始了农军的整编和军事干部的训练等工作，并分派部分农军把守县内要隘，以防范国民党新军阀的袭击。 《汝城人民革命斗争史》（未刊稿）也如此写道：“惠潮梅农军会合田庄、暖水等地农民自卫军，归吴振民统一指挥，向桂东边界出击，与桂东宣抚团何鉴战于沙田、寨前一带，匪溃。 缴获敌人步枪、鸟枪10余支，钢大炮1门。 汝城、桂东边境暂告安定。 ”有力地打击了汝城、桂东等地的反革命势力。 陈东日领导的这支处于反动势力四面包围之中的队伍，不仅仅与反动派进行坚决斗争，据《郴州英烈传·陈东日》载，部队配合汝城县的党组织，基本控制了县内的区乡政权，并且在一些农村实行了减租减息。 濠头等地已着手插标分田，开始了农民运动与土地革命的结合。 与此同时，周围各县的农军，数十人为一股，纷纷投奔汝城。 在白色恐怖笼罩湖南和全国的日子里，汝城革命景象却热气腾腾。 而二师建立的汝城县苏维埃政府对湘南地区武装斗争的影响更为重要。 8月15日，二师遭到国民党军的突袭，损失惨重。 余部在湘赣边保存实力、隐蔽行动后，于9月下旬奉中共湖南省委的秘密指示，重新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第一团，并就地举行秋收起义。 9月24日，二师一团攻克桂东县城，活捉桂东县长谢宪章、挨户团团长郭俊良等20多名官吏，并召开公审大会，处决了一批罪大恶极者。 29日，二师一团攻克汝城县城，占领县政府，活捉了汝城县清党委员何沛霖，宣布成立汝城县苏维埃政府，率先在全国建立工农兵政权，并以二师一团团长名义发布了《湖南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第一团布告》，揭露蒋介石、唐生智等背叛革命的罪行，号召工人农民团结起来，“组织工农革命军，实行工农革命，打倒新旧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没收其财产，废除苛捐杂税及田租，实行耕者有其田”，提出“由工会农会及兵士选举代表，组织工农兵政府，而后组织全国工农兵政府”和“联合世界上之工农兵，共同奋斗，消灭帝国主义，完成世界革命”的政治主张，初步形成了工农兵政权的雏形，充分体现了中共中央关于“工农兵代表苏维埃，是一种革命的政权形式……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的时代精神。 国民党湖南省政府对此极为恐慌和仇视，1927年11月1日，以省政府主席唐生智、代主席周斓的名义向全省各县和赣粤边界发布《通缉共产党徒何举成等》的“湖南省政府训令”（民字第2614号），要“举全省之力通缉追捕何举成”。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地武装起义·湖南地区》和《中国共产党湖南历史》对此予以高度评价：二师发动了“桂汝秋收起义连克两座县城，并建立了汝城县苏维埃政权，实现了中共湖南省委的起义计划；对湘南地区的武装斗争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历史教训而言，1927年8月工农革命军第二师遭遇失败，其主要原因是：一、敌强我弱；敌军3个正规团且装备精良，二师只有1000余支枪；二、二师领导人缺乏协调全局、统一指挥作战的经验，革命军内部没有形成高度集中的领导核心；三、各地农军没有密切配合、协同作战；四、对敌情估计不足，思想麻痹，应战准备不充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