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网报道 记者 安绮】10月11日，2024北京人艺国际戏剧邀请展在北京国际戏剧中心·人艺小剧场开幕。此次邀请展将持续至11月10日，在北京人艺的首都剧场、曹禺剧场、人艺小剧场、菊隐剧场四个剧场中的八个空间内，将上演来自5个国家及地区的9部精彩剧目，共举办六大版块40余场戏剧活动，让更多观众不出国门就可以欣赏到来自世界的话剧佳作。
2024北京人艺国际戏剧邀请展海报（北京人艺供图）
本届邀请展以“境”为主题，传达“艺术无边境”的内涵。邀请展开幕当晚，来自俄罗斯国家话剧院（亚历山德琳娜剧院）的《零祈祷》与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全本话剧《红楼梦》分别与观众见面。两部作品均由世界知名文学巨匠的经典作品改编而来——《零祈祷》改编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赌徒》，《红楼梦》改编自曹雪芹同名巨著，通过两个国家两个院团的编排与呈现，两部文学巨著在话剧舞台得到了各自独特的诠释。
此后，来自法兰西喜剧院的《司卡班的诡计》，来自澳门晓角话剧研进社的《捉迷藏》，来自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瓦索·阿巴希泽州立新剧院的《海鸥》，来自俄罗斯圣彼得堡马斯特卡雅剧院的《大师与玛格丽特》，来自法国柯林国家剧院的《海边》，以及中外合创作品、立陶宛戏剧大师图米纳斯的《浮士德》和改编自奥斯卡四冠王奉俊昊同名韩国电影的《寄生虫》将先后登上邀请展演的舞台。
据悉，10月18日、19日，中国剧协和北京人艺将共同主办“戏剧新境——国际戏剧交流研讨会”活动，4场主题演讲与3场圆桌对谈，将汇聚中国、法国、匈牙利、斯洛文尼亚、波兰、意大利以及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地区的戏剧行业精英，共同探讨戏剧艺术的未来发展之路，为国际戏剧交流与合作搭建优质平台，为推动全球戏剧事业创新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完）
介绍话剧导演林兆华
林兆华戏剧工作室艺术总监、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导演(前副院长)、北京大学戏剧研究所所长；中国著名戏剧导演、现代京剧导演，至今已导演60余部舞台作品。 在北京人艺，林兆华导演的《红白喜事》(1984)、《狗儿爷涅磐》(1986)、《茶馆》(新版，1999)等许多名剧，在艺术上和票房上都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风月无边》(2000)、《赵氏孤儿》(2003)等作品，是他将中国传统戏剧美学结合到当代剧场创作中的成功尝试。 林兆华在80年代与剧作家高行健(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合作，对中国当代剧场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绝对信号》(1982)、《车站》(1983)、《野人》(1985)等作品同时从戏剧文学、剧场形式和思想内容上突破传统中国式现实主义戏剧，引发了80年代实验戏剧、小剧场的潮流，正式开启中国戏剧进入现代主义阶段的大门。 90年代，林兆华与剧作家过士行合作的《鸟人》(1993)、《棋人》(1995)、《鱼人》(1997)、《厕所》(2002)等一系列作品，从对戏剧艺术的探索到内容与时代的关连，都引起了观众和文化界的广泛关注。 当代歌剧如《夜宴》(2003)、《狂人日记》(2003)、京剧如《张协状元》(2003)、《杨门女将《(2003)等，是他在表演艺术领域中施展非凡创意的作品。 除了戏剧创作，他亦担任了大型艺术节的艺术总监，如契可夫国际戏剧季(2004)、易卜生国际戏剧季(2006)等。 从80年代中期开始，林兆华的作品就陆续受邀至莫斯科、柏林、意大利以及东京等地进行海外演出；德国、日本等国的当地剧团多次邀请他导演戏剧作品，林兆华并且常常应邀参加欧洲各大著名戏剧节和戏剧学术活动等国际戏剧学术交流。 1987年，林兆华受邀成为国际布莱希特学会成员。 2005年，他复排焦菊隐版的《茶馆》并往美国巡演七周，好评如潮。 2006年,他的作品包括《娜拉的儿女》、人艺年度大戏《白鹿原》和即将上演的易卜生巨著《建筑大师》。 北京林兆华戏剧工作室林兆华戏剧工作室于1989年成立，致力于创作当代戏剧精品。 除制作林兆华的导演作品外，工作室未来的发展将致力于培养中国年轻一代的戏剧创作者，组织及参与国际交流，邀请海外著名艺术家来中国进行培训和展演作品，推动中国戏剧在与今日世界的直接对话中得到发展。 工作室的重要作品有：《哈姆雷特》(1990)、《浮士德》(1994)、《棋人》(1995)、《三姊妹等待戈多》(1998)、《故事新编》(2000)、《查理三世》(2001)、《樱桃园》(2004)等。
为什么要把将文学性的回归寄望於戏剧教育？
为什么要把将文学性的回归寄望於戏剧教育？
给创作的浮躁降温需要从校园做起，高校还是减少一些商业性社会实践、撰写应景之作、忙碌于汇报演出和奖项评比的时间吧，更多地去关注文学本身，进而培养学生做好成为剧作家的人格准备。 漫长的戏剧史曾多次证实，再高超的导表演和舞美技术也不能失去剧本文学的支撑，编剧地位的滑落、文学性的贫弱对戏剧艺术的发展是极其危险的。 虽然动作是戏剧最根本的特性，动作创新的成功，会使演出外射出超文学的魅力，使整个剧场充溢着情感的张力，但这样的魅力与张力，如果没有剧本文学的支撑，是不会具有高层次和恒久远的魅力的。 早期话剧的探索者汪仲贤就已经认识到：“世有完善剧本，然后有新剧大家”。 当下剧坛原创好戏少、剧本荒的现象，早已引起人们的忧虑，也使得笔者将期盼的目光投向高等院校对编剧人才的培养举措。 一名真正杰出的剧作家的诞生过程是漫长的，高校的培养也许仅仅是令学生做好成为剧作家的两个准备。 第一个准备笔者想从近期戏剧界的一个流行话题说起，这就是南大原创校园话剧《蒋公的面子》，截止于2013年5月末，这部剧作已经演出了65场，票房也突破150万。 起初，由于这部戏看起来并不是一部迎合市场的作品，曾有很多人断言其演不到10场，对此导演吕效平回复说：“如果最后剧场只剩八九个人，那我们就对八九个人演。 ”那时笔者曾为他们这种执著的姿态而感动。 然而，随着《蒋》得到了一定的社会认可，其创作团队似乎渐渐满足于“继承了五四启蒙的脉络”、“几十年来最好的喜剧”等等的漫天赞誉，对於戏剧界的专家学者们所指出的几点不足之处，主创团队虽然态度诚恳地承认这样的瑕疵，但随后只留下“能力有限，改不动”的说辞，便又轰轰烈烈地奔向了下一站的商演和报告会。 早有人说《蒋公的面子》成就了“南大的面子”，但与此同时它是否也折损了南大严谨治学的优良传统呢？即使《蒋》的编剧本人一向低调质朴，未见丝毫骄傲，却也使笔者想起了董健教授的警示：“编剧家与编剧匠，这两者的分野并不是绝对的，他们会互相转化。 初学编剧的新手，他可能由于过多模仿名家手法，独创之处不显，给人以‘编剧匠’的印象。 但他如果真有才华，又肯努力，是会成长为一名剧作家的。 相反，一个有才华的剧作家，他在成功之后，很容易为世风所染，趋势媚俗，急功近利，精神萎缩，丧失自由的创作心态，这时，他就会由剧作家蜕变为编剧匠了。 ”给创作的浮躁降温需要从校园做起，如果连校园都已经被功利腐化，戏剧教育都在急功近利，戏剧艺术的未来怎能不更加令人担忧？试想，那部分心间还没有开出真文学、真艺术的娇花，就时常被按著头写“案头”剧的学生，在未来能成为真正的剧作家吗？高校还是减少一些商业性社会实践、撰写应景之作、忙碌于汇报演出和奖项评比的时间吧，更多地去关注文学本身，进而培养学生做好成为剧作家的人格准备：无限追求艺术上的专精，以戏剧艺术的健康发展为己任，自觉摒弃商业至上和娱乐至上的消极影响，这样才有利於戏剧教育和戏剧生态之间形成良性回圈。 有了人格的准备，接下来就是学术的准备了。 剧作者的境界决定着一出戏的品格，成为剧作家的学术准备应包含底蕴和诗情两个方面。 底蕴多来自于通识，知识贫困常带来思想贫乏。 高校不妨多开设一些社会心理学、美学史、当代哲学、文化人类学等课程，这类课程相比导表演课程更能丰富戏文学生的底蕴。 而诗情多来自于感性。 我们的学生在中小学期间长期受应试教育的培养，普遍缺乏创造力和想象力，在高等教育期间若接受的仅是种种编剧技法的学习，很容易受到话剧公式化、概念化的创作风气的影响，或是跟风创作流行的主题，从而踏上编剧匠的道路。 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戏剧创作本不应该出现公式化或跟风的现象，是传统的观念和既定的范型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创作主体的能动作用。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提出了用“解放天性”的方法来训练演员，以使其把后天失去的那部分性情恢复回来。 在编剧人才的培养过程中，也有必要提倡一种文学思想上的“解放天性”：充分提倡创作主体的能动作用、鼓励学生勇于追求在作品中实现自我，使艺术形式富于真正的独创性。 为此，笔者认为，不妨把阅读剧本与观摩剧作的功课当做低年级的主课，一面让学生大量地观摩中外经典剧作和当下国际上的实验剧作，并且令其悉心体味和总结，再一面激发学生的叙事欲求，使其尽兴地用自己的心得指导自己的写作实践。 待到学生初步拥有了自己的戏剧观念、掌握了一定的写作能力，并且有了一些文学乃至哲学的底蕴之后，再进行剧作法则与技巧的学习，由教师带领学生一起对于习作中的人物、情节、结构、节奏等各个方面逐一进行考量，帮助学生分析习作中技巧的运用是否得当，最后由学生自己来判断哪些技巧要取哪些要弃。 但在剧作的主旨与内涵上，教师则要帮助学生分析习作是否符合艺术的眼光，是否符合人文主义的精神，是否具有哲理的品格等等，因为这才是一部剧作能否散发持久光芒的关键所在。 时下，很多商业戏剧和校园戏剧的演出中有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就是观众的兴奋点，有时还多停留在网路段子、情爱，甚至是一句粗口上面，这就需要我们的戏剧和戏剧教育承担或提供更多，进而逐步形成观演关系的良性互动。 让感性教程代替理性范型，让文学与哲学构成戏剧教育的底蕴，让美学与感性成就剧作的诗情。 随着一代底蕴深厚、思想飞扬的编剧人才成长起来，我们相信在明天的戏剧舞台上，将少有公式概念的人物脸谱，少有高台教化的理性窒息，少有强行搔笑观众的舞台暴力，我们将拥有一个静谧的剧场，里面盛着人文的感怀、哲理的沉思、灵魂的深呼吸。
杨舒帆
为什么要让孩子接受戏剧教育
戏剧教育能给幼儿带来什么？一、戏剧作为儿童发展的手段 戏剧对于儿童的发展具有哪些价值呢？通过什么样的戏剧教育能够使戏剧真正成为儿童发展的手段呢？可以说，戏剧作为儿童发展的手段是首先被教育者所关注的。 美国的儿童戏剧学者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提出了“创造性戏剧”，旨在通过儿童的“做戏剧 ”实现促进儿童发展的教育目的。 创造性戏剧被界定为“一种即兴的、非演出的、以过程为中心的戏剧形式，参与者在引导者指导下想像、扮演和反思人类真实的或想像的经验。 ”美国学者艾林纳・蔡斯・约克专门对创造性戏剧的儿童发展价值进行了总结，具体包括创造性、敏感性、流畅性、灵活性、想像力、情绪稳定性、社会合作能力、道德态度、身体平衡协调能力以及交流能力等。 就拿创造性来说，儿童在创造性戏剧活动中，要把自 己完全放置到某一个想法中，自由地表达自己内心深处的思想、感受和信念，使自己的创造力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后来，美国儿童戏剧学者麦凯瑟琳进一步强调创造性戏剧是通过戏剧培养儿童的批判性思考和创造性表达，即关注儿童在戏剧中面临的各种矛盾、冲突、问题。 比如在一次“冬天里的小鸟”的创造性戏剧主题活动中，教师预先设计了一个情景：一只受伤的小鸟遇到了自私的树和友好的树，由儿童设想接下来发生的故事情节，装扮成受伤小鸟的儿童面对伤痛、寒冷、饥饿，想办法寻找帮助，而面对受伤小鸟的大树也会有自己的想法。 创造性戏剧正是通过儿童在戏剧扮演中尝试各种解决办法，促使儿童在“演戏”中思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各种关系和问题，从而丰富了儿童的各种经验。 虽然，创造性戏剧表现形式是戏剧扮演，但是其教育目的不是戏剧作品的创造，而是通过戏剧培养儿童的批判性思考和创造性表达。 创造性戏剧重过程轻结果，着重抓住戏剧“思考人生”的本质，也就是通过戏剧这种最能直接面对生活的艺术让儿童学会思考、学会生活。 治疗戏剧在儿童戏剧教育领域的出现，更加有力地证明了戏剧的心理治疗价值，尤其对有心理障碍的特殊儿童。 维也纳的莫利诺博士专门将戏剧当作医疗的 辅助手段，他于1911年用戏剧来做儿童的心理疏导。 他让儿童玩一种“即兴戏剧”的游戏：先确定一个故事，比如格林童话的“小红帽”，让孩子们各自扮演一个角色，他们不必背台词，而是根据角色的需要，揣摸角色的心理，自发地编说对白；指导者随时做些提示或引导，并对孩子们的活动进行心理分析。 莫利诺博士发现，对那些儿童演员来说，他的情感迷醉状态是在第一次扮演的时候发生的，随着表演次数的增加，这种 迷醉状态会越来越微弱，攻击性强的孩子变得越来越平和了，胆小紧张的孩子变得越来越勇敢了。 戏剧的心理治疗价值还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它是让儿童在假设的戏剧情境中反复体验的，从而避免了真实错误导致的各种消极影响，使情感得到释放和宣泄，可谓一举两得。 戏剧作为促进儿童发展的手段，在儿童的认知、社会性和情感等各个心理发展维度都能发挥其特有的价值，具有全方位的、多层次的、立体的教育价值。 二、戏剧作为教学的媒介 戏剧对教学具有什么价值呢？在西方“戏剧教学 ”中，戏剧既可以作为教师教的媒介，也可以作为儿童学的媒介，这就是戏剧作为教学媒介的两个层面的内涵。 英国儿童戏剧学者多萝西・海滋考特作为“戏剧教学”流派的创始人，她大力将戏剧视为教学的媒介，即在教育教学中运用戏剧来丰富儿童的觉察力，使他们能通过想像发现现实，发掘行为表面下所隐含的深刻意义，比如在“中世纪的服装”这一主题中，教师首先把儿童置身于一个中世纪的教堂情景里，儿童装扮成中世纪的骑士等角色，然后进一步继续主题的探索和学习。 尽管戏剧教学出现了角色扮演，但它的目的不是为了创造剧本或扮演角色，而是为了深入体验学习主题。 多萝西・海兹考特把戏剧教学目标确定为提供反思和分析生活经验的舞台，并通过扮演来验证这些经验，使儿童在戏剧活动中认识自己、认识社会。 一般来说即兴表演是最好的形式，而且扮演和反思是同等重要的，各占一半活动时间。 另外在戏剧活动中，教师可以担任某个角色，参与到戏剧表演中，这被称作“教师入戏”，而当需要理清表演思路时，教师可随时中断表演，和儿童讨论如何表演，然后继续即兴表演，这叫“教师出戏”。 在这一点上，戏剧教学和创造性戏剧完全不同，在创造性戏剧中教师一般不会中断儿童的即兴表演。 塞西勒・奥妮儿也是“戏剧教学”流派的重要代表人物。 她认为，“戏剧教学”最重要的任务是创设供人分享的戏剧情境，即在一个虚构的世界里探索和检验想法、问题、各种关系和有趣的领域，希望儿童能体验快乐、觉察世界和获得满足，逐步有意识地掌握假装扮演，并分享别人的感受和认知。 角色扮演是“戏剧教学”的重要概念，儿童在扮演角色中能发现自己的潜能，逐渐改变他对周围世界的偏见。 在戏剧中，教师不是寻找答案，而是帮助儿童发现自己的问题，所以教师入戏不是为了表演得更完美，而是用热情、想像和真诚和学生一起探索一个虚构的世界。 从戏剧作为教学的媒介来看，戏剧在课堂上的运用既能满足教师有效教学的需要，又能最大程度地吸引儿童学习兴趣和探索欲望。 三、戏剧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戏剧是一种艺术形式，这是戏剧的本质属性。 然而戏剧作为一种艺术形式进入西方儿童教育（非戏剧专业的）中，则是因为戏剧的艺术特性，尤其是戏剧作为一种剧场艺术越来越受到重视，由此，“剧场教育”形成了。 剧场教育是英国戏剧教育的一种流派，其代表人物是布 瑞恩・维 。 剧场教育不同于传统的儿童剧场： 儿童观众也可以作为参与者参与到舞台表演中；戏剧是随着儿童的创造而变化的，但是不脱离原有的戏剧情景和角色；一般来说，戏剧的文字是经过修改以适应儿童参与的需要；它的目的不是娱乐，而是要鼓励儿童思考问题、亲身感受各种情感。 在这里，戏剧的艺术性得到凸显，正如我们看到的剧场成为教育的空间，儿童既是观众又是演员。 布瑞恩・维 在《通过戏剧的发展》一书中论述了他的戏剧教育的理论和实践———将正式剧场和创造性戏剧结合起来，发展出参与剧场，那就是向儿童 观众开放，使儿童观众成为参与者。 首先，儿童观众的人数最多限定为10人，他们围坐成一个圆形；其次，演员要掌握邀请观众表演的技巧，知道怎样邀请、怎么与参与者合作、怎样把参与者送回座位等。 在参与剧场中，儿童观众不受限制和约束，可随时给演员提供建议，甚至可走上台来表演，当然这要得到主要演员和参与者的同意。 年龄越小的儿童，参与表演越自然。 在参与剧场中，当观众成为参与者时，创造性戏剧和儿 童剧场的区别就消失了。 在剧场教育中，由於戏剧作为一种艺术，戏剧的主要元素———演员、观众、剧本、剧场等也进入到儿童戏剧教育的视野中，儿童不再是“创造性戏剧”或“戏剧教学”中所说的“参与者”，他们从“参与者”发展为演员、观众、导演、剧作家、舞台设计师、评论家等，努力使最初的想法转变为行动，即通过戏剧的方式表达想法。 此外，剧场的表演规则和生产规则也成为儿童戏剧教育所要涉及的内容。 从戏剧作为一种艺术的角度看，戏剧赋予儿童戏剧教育审美艺术的特性，在关注儿童的剧场艺术创造能力发展的同时，充分考虑到儿童的参与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通过以上三个维度的阐述我们惊叹西方儿童戏剧教育对戏剧教育价值的挖掘和利用：戏剧可以促进儿童的发展；戏剧是提高教学效果的最佳手段之一；戏剧还能培养儿童戏剧艺术的审美能力。 这些就足以说明戏剧已经给西方教育带来了广阔而丰厚的价值。 此外，如果从儿童戏剧教育“工具论”取向和“本质论”取向的视角，深入探讨这三个维度，我们就不难发现，戏剧作为儿童发展的手段和戏剧作为教学的媒介是一种“工具论”取向，这种取向的儿童戏剧教育重在通过戏剧促进儿童的全面发展、提高教学的效果；戏剧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则是“本质论”取向，这种取向的儿童戏剧教育看到了戏剧的艺术特性，重视了儿童戏剧艺术审美能力的提高。 当然，当下的西方儿童戏剧教育已经出现了“工具论”和“本质论”两种取向融合的趋势，比如今天的“创造性戏剧”在即兴的扮演中加入了剧场的诸要素，增强了扮演的艺术性，既强调了儿童批判性思考力和创造力，又满足了儿童的戏剧艺术创造的欲望。 但是，西方的儿童戏剧教育尚缺乏对戏剧艺术元素的教育特性和儿童戏剧经验成长的认识和利用，从而导致工具价值和本质价值融合的形式化，这也正是我国儿童戏剧教育所要突破的关键所在。 总之，在强调儿童戏剧教育“工具论”和“本质论”两种取向融合的深刻意义中，我们看到戏剧的各个层面上的教育价值在发展趋势上呈现出一种融合的态势，这也为我国儿童戏剧教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福利丨在中国，为什么要普及戏剧教育, 为什么中国学生需要戏剧教育
戏剧是中国人自己特有的，是老祖宗遗留下来的老传统。 尤其是“昆曲”，属於戏剧的‘活化石’，研究戏剧，就会慢慢从中了解国人的一些典故、历史故事、服饰的华丽变迁，艺术的再现这些发展起来的转变。 研究艺术的发展，就会与国情相连，有时候会相互印证。 前些年一些文艺团体排演了‘和氏碧玉’‘负荆请罪’等等小片段典故，这都有利于学生理解戏剧，在戏剧娱乐中了解历史。
为什么西方中小学重视戏剧教育
我觉得这是国家管理戏剧文化传承的举措。 一个民族不能没有自己的代表性的戏剧，一个国家不能没有代表这个国家的戏剧。 戏剧的发展传承，要由国家重视，不能自行消亡。 戏剧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代表层面。 戏剧受到国家的重视，是理所当然的。
戏剧教育是否有阶段性的教学目标
二者区别如下：1、教育目的与教育目标是普遍与特殊的关系。 教育目的是国家培养什么样人才的总要求，反映社会成员在教育上总的需要。 2、教育目标是教学领域里为实现教育目的而提出的的要求，反映的是教学主体的需要。 3、教育目的引导著教育目标，教育目标必然受制于教育目的。 通常，教育目的要转化为教育目标，使社会需要具体化为教学主体的需要。
至于棋+牌游 戏剧教育是科学？
科学吧
什么是戏剧的文学性
到底什么是戏剧作品的文学性呢？从以上这些戏剧界的有识之士的言谈中，我们已经可以感悟到，他们所指，已不仅仅是戏剧文字整体概念上的诗化和剧作所必须具有的深刻的思想内涵，归根到底，戏剧作品的文学性，在于我们的戏剧作品，应该更多地关注和表现人的情感世界。 前些年曾引起普遍关注的郑怀兴的《新亭泪》，就是这样的揭示人物的心灵轨迹、表现人的情感世界的一部佳作。 郑怀兴的笔力总是透过那层由复杂的人物关系和错综的矛盾纠葛所编织而成的密网，深入到人物心灵发展的完整世界，因此，观众已不再是单纯地从欣赏中获得事件印象，而是从人物的情感发展中得到了人生的心灵体验，正如郑怀兴自己所言：“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总结历代盛衰更替的经验，让人民以史为镜，这都应该属于历史剧创作的副产品，并不是剧作者执意追求的。 我是想通过刻划历史人物的内心活动，去探寻人类心灵的奥秘，去表现我所认识到的人类情感。 ”时至今日，郑怀兴的创作依然受到人们的关注。 《新剧本》2002年第四期傅玲的文章《郑怀兴：心灵好似大宇宙》对其创作做了准确的概括：“郑怀兴总是用心灵去体验和感知古人，在气脉相通的那一瞬间下笔着墨。 他认为虽然历史与现实遥遥相隔，但人性却是相同的，是有规律可循的。 一个心灵好像一个宇宙，为创作提供了广袤无垠的天地。 这就是剧作家与史学家最大的不同，他们重视的永远是人物的内心世界，而不是事件本身。 郑怀兴的历史剧，对于我们在历史剧创作中如何体现时代精神，如何体现作者个体意识以及如何追求诗意的美特别是追求剧作的文学性等方面，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中央戏剧学院戏文系主任张先教授发表在《剧本》月刊上的一篇题为《剧本创作应面对人生精神的苦难》的文章指出：“只关注人的生存状态，没有关注人的精神世界。 这种创作观念是与戏剧艺术的本质规律相违背的。 ”“优秀的艺术家的创作都是以展示个体人的精神世界为基础的。 ”其实，以上所涉及的论题，我们的戏剧大师早已说得很透彻，如曹禺就说过：“写戏，主要是写人——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 ”焦菊隐也说过：“不忘以人为本，注重民族的表现形式和诗意。 ”（转引自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刊《北京人艺》2000年第四期郑榕文《寄语新世纪》）总而言之，关注戏剧作品的文学性，了解一切描写物件的精神世界，思索和表现他们各自的独特的灵魂，这是戏剧编剧真正应该干的事。
话剧的发展阶段
民国元年（1912年），上海同盟会会员苗天雨、冯迪汉率团到辽阳市广德茶园（辽阳大观楼），演出话剧《波兰亡国惨》、《民国魂》等。 话剧传入辽宁之后，各地爱好者纷纷组织话剧演出活动。 民国5年（1916年），大连的陈非我发起组织话剧社，并任社长，社员大多是该市商绅及报馆、学校各界文化人士，演出的剧目有趣味剧《醉鬼捉奸》，正剧《青楼侠妓》、《湘江泪》、《猛回头》、《异母兄弟》等。 民国11年（1922年），抚顺青年会附设小学于抚顺西戏楼演出《恶姻缘》、《逆伦案》等。 民国14年，欧阳予倩到大连、沈阳等地给当地戏剧界和爱好新剧的青年演讲平民艺术，传播现代话剧。 沈阳中共党员地下工作者张光奇（女）和女师同学被吸收参加“奉天青年会”组织的话剧团，演出话剧《秋瑾和徐锡麟的故事》、《孔雀东南飞》、《谁之罪》、《求婚》等。 欧阳予倩还与张光奇同台演出《少奶奶的扇子》、《回家之后》等。 同年2月，欧阳予倩应大连中华青年会邀请，讲演《中国戏剧改革之途径》。 辽宁各地均组织业余话剧团体，演出十分活跃。 1919年（民国8年），陈大悲、欧阳予倩等人响亮地提出“爱美剧”（非职业戏剧，源自amateur=业余爱好者）的口号，先后成立民众剧社、辛酉剧社、南国社等戏剧团体；“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胡适、陈独秀、傅斯年等人对新剧启发民众觉悟的力量给予特别的关注，推崇介绍了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 同年胡适发表了独幕剧《终身大事》为他们主张的代表。 《获虎之夜》、《名优之死》（田汉），《三个叛逆的女性》（郭沫若）、《一片爱国心》（熊佛西）、《泼妇》（欧阳予倩）、《一只马蜂》（丁西林）等一批优秀剧目诞生，为中国话剧建立了重要的文学基础。 1922年留美专攻戏剧的洪深回国参加戏剧协社，针对文明戏的不良习气，从剧本、舞台纪律、导演制建立等方面大胆改革，推行男女合演，从而形成完整的话剧艺术体制。 1925年，北京艺术专门学校戏剧系成立，为话剧人材的培养提供了一块阵地。 1924-1930年先后上演了不少反帝反封建剧目， 培养了陈凝秋、陈白尘、赵铭彝、郑君里、张曙、吴作人等一批艺术骨干。 田汉主持领导的南国艺术运动，最能体现20世纪20年代新兴话剧的精神。 1926年（民国15年）2月，辽宁第一个较正规的话剧团体——爱美剧社于大连正式成立，社长为马殿元、副社长王权祥、导演部主任吕馥棠。 1927年（民国16年）5月，爱美剧社应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之邀，为筹备平民教育基金，于基督教青年会大礼堂（在今民主广场）演出，上演反映家庭和社会矛盾的悲剧《千秋遗恨》等话剧。 民国18年9月，车向忱组织“奉天学生平民服务团”，在奉天郊区大韩屯等地演出《改良医院》、《盲》等话剧。 1928年洪深创造性地将英文Drama译为“话剧”，区别已陈腐的“新剧”，中国话剧从此定名。 1929至1931年，欧阳予倩主办广东戏剧研究所，出版《戏剧》刊物，组织演出《怒吼吧，中国》等几十个剧目。 欧阳予倩、洪深、田汉被公认为中国话剧的奠基人。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话剧开始了大普及、大发展、大繁荣的阶段。 1937年“七七”事变后，戏剧工作者于当年8月7日在上海上演《保卫卢沟桥》，并迅速组成13个救亡演剧队奔赴各地宣传抗战。 1937年12月31日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 1938年夏，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领导下，汇聚武汉的进步戏剧工作者组成10个抗敌演剧队、4个抗敌宣传队、1个孩子剧团，分赴各战区，与各地自发组织的演剧组织及抗日根据地的话剧演出相结合，宣传演出遍及全国城镇乡村，形成空前壮阔的大普及局面。 1938年10月第一届戏剧节上演曹禺、宋之的编剧的《全民总动员》，轰动一时，可谓这时期剧目的代表。 1939年后话剧运动重心开始转入城市，中国万岁剧团、中电剧团、中央青年剧社等有影响的专业剧团在重庆成立，话剧演出剧场化。 《一年间》（夏衍）、《国家至上》（老舍、宋之的）、《夜上海》（于伶）、《雾重庆》（宋之的）等一批优秀剧 目诞生。 1939年（民国28年）夏，金山龙、杨若朱、王宗仁等人创立沈阳业余话剧团，上演丁西林的旬幕话剧《无妻之累》。 该团后与奉天话剧团合并，改名为国际剧团，先后在南市国际剧场（今辽艺剧场）演出由李乔、金山龙任编导的《屠户》、《塞上烽火》、《夜深沉》、《生命线》等话剧。 之后，庄河县女子国民高等学校演出《和睦家庭》和《家》，本溪徐殿林自编自演话剧《爱情三部曲》，鞍山进步作家阎力夫组织了众声话剧团，演出他创作的话剧《警惕》等。 1941年成立的中华剧艺社、1943年成立的中国艺术剧社带来营业演出的新特点。 从1941年至1945年重庆各剧团连续演出《屈原》（郭沫若）、《北京人》（曹禺）、《天国春秋》（阳翰笙）、《法西斯细菌》（夏衍）、《戏剧春秋》（夏衍、于伶、宋之的）等剧目150余台。 1944年2~4月，广西桂林举办了规模宏大的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28个文艺团体演出话剧27台，是一次话剧艺术的大型展览与检阅。 在抗日根据地成立了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延安青年艺术剧院、西北战地服务团和大量的文工团、宣传队活跃在农村、部队，《流寇队长》（王震之）、《同志，你走错了路》（姚仲明等）、《李国瑞》（杜烽）等剧目，突出表现了中国话剧的战斗传统。 这一时期，伪政权组建三大御用剧团“大同剧团”（长春）、“剧团哈尔滨”、“奉天协和剧团”，均隶属伪协和会。 “奉天协和剧团”建于民国27年9月，全团百余人，“负有完成协和会文化方面的重大使命”。 主持人原笃（伪满洲国剧团协和会委员长）、瑞山进、安田均系日本人。 是年11月举行小公演，剧目为《除夜歌声》。 民国28年6月，举行首次大公演，剧目为《东宫大佐》、《在牧场》；同年12月举行巡回大专演，剧目为《从军伍》、《血轨》等。 这些剧目都是为日本侵略者歌功颂德的。 截至民国30年，该团共创作演出了20多个剧目。 从民国30—32年间，该团在东北各大城市演出《雷雨》、《萌芽》、《欲魔》等。 民国31年（1942年）在奉天演出苏联名剧《怒吼吧，中国》，内容是揭露英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恶历史。 日本演出此剧的本意是想宣扬英美列强蚕食中国的罪恶，激起中国人民对美、英帝国主义的仇恨。 但事与愿违，反倒激起了广大观众对侵华日军的无比仇恨，群众争相观看，上座空前。 这使日伪统治者大为惊恐，立即勒令停演。 此外，日伪还在辽宁各大城市组织剧团，为日本侵略者服务，如协和剧团（大连）、协和馆剧团（安东）等。 这些剧团在“八·一五”东北光复后相继解体。 解放战争时期，话剧活动处于低潮。 《清明前后》（茅盾）、《升官图》（陈白尘）、《丽人行》（田汉）的上演是这时期的重要收获。 解放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抽调了大批革命文艺工作者来东北，在辽宁地区组建一些文工团。 这些文艺工作团每到一处，都边演出文艺节目，边做群众工作，并帮助各地积极建立文工团、队。 编演了大批活报剧、小话剧等，为东北、为辽宁地区新话剧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同时，沈阳、大连、安东等地还组成了一些民间话剧团体，他们是自筹资金、自愿结合的民间私营职业剧团，如大连的东艺剧团、光复剧团、中华青年剧团、辽东剧团、大连剧团、中苏友好剧团等，演出了话《夜未央》、《血债》、《秋海棠》、《气壮山河》等。 与此同时，国民党军队所属的“政工队”及一些国民党操作的话剧团，曾一度把持辽宁各地特别是各大城市的话剧舞台，他们在沈阳、大连、安东等地演出一些反动话剧，如《天字第一号》、《野玫瑰》等，同时，也演出过《雷雨》、《日出》。 1949年7月中国戏剧工作者协会（后改名中国戏剧家协会）在北京成立，中国话剧开始了新的发展阶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党和政府重视话剧事业的发展，先后成立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中央戏剧学院 、上海戏剧学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话剧团以及各省、自治区、大军区的专业话剧院、团。 1949年底，老舍从美国回来，看到新中国的新北京处处是新的面貌，他作为一个老北京人，一个历史的见证人，由衷地产生一种天翻地覆之感。 于是，他写了《龙须沟》。 它透过北京城内一条有名的臭沟——龙须沟的变化，以及住在沟旁的一个小杂院内三户人家在解放前后的不同命运的鲜明对比，表现了共产党给北京人带来的新生活，写出了北京人的新的精神面貌。 新中国成立后，《龙须沟》、《茶馆》（老舍） 、《蔡文姬》（郭沫若）、《关汉卿》（田汉）、《万水千山》（陈其通）、《马兰花》（任德耀）等优秀剧目大量涌现；焦菊隐导演的《蔡文姬》、《茶馆》显示了话剧的民族化追求，黄佐临导演的《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介绍了布莱希特的演剧思想；文化基础薄弱的少数民族地区，50年代后也出现维吾尔、蒙古、朝鲜、藏语的话剧演出，扩展了话剧艺术领域。 随着文艺界“双百”方针的讨论与贯彻，1962年后出现了《霓虹灯下的哨兵》（沈西蒙）、《年青的一代》（陈耘）等优秀剧目。 新中国的成立，给中国人民带来解放的欢乐和当家作主的幸福感。 尽管，在文化思想战线上，曾有过“左”的影响；但是，由于中国人毕竟赢得了百年来的国家的统一、生活的安宁和生活的改善，这些，使得文艺，包括话剧也迎来了欣欣向荣的春天。 到1956年，第一届全国话剧观摩演出大会，话剧发展达到一个高潮。 几十年来，话剧发展较快，培养出一批省内外较有声誉的演员队伍。 中国人民荡涤了封建主义的污泥浊水，扫荡了帝国主义侵略带来的灾难，一旦当家作主，便焕发出惊人的创造力，使新中国如快马加鞭，数年间，便是一片新的面貌，一片新的天地。 话剧，以其对时代的敏感，及时地创作出一些反映这种新面貌的剧本。 如《刘莲英》、《六号门》、《龙须沟》、《考验》、《春风吹过诺敏河》等。 这些剧多表现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表现他们对新时代的感受，有些剧的作者就来自生产第一线。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话剧进入发展的新时期。 在突破旧舞台局限、革新戏剧观念、丰富话剧艺术表现力方面，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索。 戏剧创作上的无场次结构、意念化形象塑造、时空跳跃情节、模糊主题等尝试，舞台艺术上的运用面具、中性服装、几何图形布景道具， 激光灯光以及打破第四堵墙，缩短与观众的距离，四面观众等形式革新，引起戏剧理论界的关注，出现了一场戏剧观念与形式革新的讨论，对中国话剧的发展起到良好的作用。 新时期话剧对外开放与交流也更为宽广，自 1986年后成功地举办了莎士比亚戏剧节、奥尼尔戏剧节。 北京人艺的《茶馆》多次在欧、美、日等地演出，中央戏剧学院的《俄狄浦斯王》出访希腊， 均获得很大成功，是中国话剧走向世界的良好开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