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来看，在调查的国民经济八大行业中，建筑业、交通运输业、房地产业、批发零售业、社会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业六个行业的国内订单指数都是上升的；与此同时，这六个行业的效益指数也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升，其中信息传输软件业效益指数上升最多。从企业投入来看，企业投资意愿总体保持平稳，其中工业、建筑业、房地产业、社会服务业四个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指数上升，说明这几个行业对未来发展前景更加看好。
目前看我国经济回升向好的表现有哪些?
我国经济回升的表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工业生产稳步增长：随着疫情的有效控制，企业复工复产，工业生产逐渐恢复至正常水平。 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连续多个月保持在荣枯线以上，显示制造业活动持续扩张。 汽车、电子等关键行业的产能利用率也在提升，生产和销售呈现良好增长。 2. 消费市场持续复苏：在疫情防控形势好转的背景下，消费者信心恢复，消费市场逐步回暖。 零售销售额、餐饮收入等消费指标实现正增长，线上消费保持快速增长。 绿色消费、智能消费等新兴领域也展现巨大增长潜力。 3. 投资活动活跃：受国家政策和市场预期改善的影响，企业和个人投资意愿增强。 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制造业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均有所增长，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为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 4. 外贸出口改善：随着全球疫情控制和主要经济体复苏，我国外贸出口形势好转，出口增速由负转正。 5. 就业和收入稳定增长：国内就业市场保持稳定，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 这些因素共同推动我国经济稳健回升和向好发展。
我国目前经济形势
我国经济发展面临世界性金融危机的冲击目前，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正在演变成为世界性金融危机，并有可能向经济危机发展。 我国宏观经济在原两防方针指导下的软着陆过程，加入了突如其来的外部冲击，再加上其他多种因素影响，已带有在经济周期由高涨向低迷的阶段转换中硬着陆的危险，一些加工企业，特别是出口导向型的企业遇到了比较明显的困难。 我国2008年1～9 月的GDP增长率，迅速回落至9.9%，并显然将继续回落；外贸政策的主要目标，不到半年，就从压顺差变成了稳出口。 为应对部分劳动密集型行业增长下降，以及失业率上升和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我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已在抗寒增温方向上频频出手。 本次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反映的是针对外贸对中国经济拉动作用显著下降，以及从经济全局变化的新趋势着眼，以扩大内需为主导意图的一系列政策调整和反周期操作。 我们已看到，随着全球金融危机影响的不断扩大，世界上发达国家和我国主要贸易伙伴国家的居民消费信心指数大幅下降，进口需求滑落，这必然会对我国出口产生不利影响。 与此同时，由于外部金融危机的冲击波，国内各产业的发展已遇到了不同程度的压力和困难，涉及房价的下跌、加工企业销售额减少和利润下降，企业员工收入的下降等，以及由此导致的内需下降。 这些连锁反应，有的还处于萌芽状态，刚刚有所体现。 为了防止我国经济过快下滑，维持较快稳定发展，我们确有必要通过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适当调整，帮助企业改善预期、树立信心、克服困境，渡过难关，防止出现因企业生产和效益下滑而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被动局面。 关于我国目前财政基本形势的判断据统计，在2008年前三个季度GDP增长9.9%、比上年同期回落2.3个百分点的同时，第一、第二、第三季度税收收入同比分别增长33.8%、27.7%和10.6%，特别需要引起注意的是，从2008年7月开始，税收增速大幅回落，9月份为2003年以来月度最低增幅，仅2.5%，如扣除9月份CPI 4.6%的涨幅，9月份实际税收仅为3.1%的财政收入，已呈现负增长，从税收收入所反映的宏观经济整体形势来看，不容乐观。 但如果我们全面分析这个回落，可以看出其尚在可承受幅度之内。 2008年7月份以后我国财政收入增长幅度明显下降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房地产市场的下滑，比如上海、厦门由于房地产市场的影响，其财政收入增长幅度都没有达到20% ；二是一些企业受到国内外多重负面因素碰头的合成压力后，生产规模有所收缩，效益水平出现下降；三是一些政策性减收因素产生作用。 经过政策调整，上述因素可以得到一定矫正和冲抵。 当前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是好的，财政收入这几年的增加比较显著，2007年的增幅达33%左右，2008年1～9月份累计的财政收入增长幅度仍在25.8%的水平，目前可认为这是一种总体而言尚属正常的回调。 我国在经济发展中，近年来努力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结构，并积极平稳地进行了主要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金融运行的防范风险能力上升，经济基本面对于财政收入的支撑力也仍然存在。 在财税部门作出增收节支努力的同时，我国2008年全年的财政收入增长速度仍有可能在20%左右，扣除物价指数之后，仍应高于GDP的年度增速。 换言之，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今年仍会有一些提高。 这一指标在1995年从10.3%的谷底水平一路走高后，2007年首次超过20%，达到20.6%，2008年则可能接近21%。 我国经济发展需要财税政策的及时、合理调整为保持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政府首先有必要高度重视当前的重大变化，应对冲击需要在宏观政策方面出手。 考虑到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目标方面具有不同的侧重，为了发挥宏观政策的整体效应，政策的协调配合应成为政策应急调整中的重要事项。 第一个层面，在货币政策方面，前面一段时间已屡次调低利率，表明货币调控的方向已由原来的从紧，变为现在的适当松动。 我们仍要高度关注物价变化，继续努力防控通货膨胀，但是有必要适当地松动总量控制，这方面货币政策应该继续发挥其重要作用，财政政策应积极予以配合，适度实施扩张。 第二个层面，从财政政策的侧重点看，当前应在原来稳健框架之下优化结构的着力点上，进一步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力度。 这样可以更好地发挥增加有效供给的作用，从综合支撑效应上优化经济运行现状，避免硬着陆，并有助于增加企业层面的效益水平和增强总体经济的发展后劲。 具体看来，从2008 年开始，财政已带动其他资金陆续投入灾后重建，几年内将有万亿元规模的基础设施等投资，并已在近期作出了提高出口退税率的举措以阻止或减轻出口企业的颓势，同时在涉及基本民生的各项事业中继续积极投入，为社会成员消解后顾之忧，改善心理预期，增加消费方面的有效需求。 比如，在保障和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待遇、提高城乡低保对象等低收入群众基本生活水平的同时，国家将进一步完善有关政策措施，加大在资助困难学生、优抚救济、住房保障、房地产业发展等多个方面的政策支持力度。 这些财政政策对于扩大内需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具体考虑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第一，要把三农问题摆在重中之重，进一步投入财政可用资金支持新农村建设的基础设施，支持和农业产业化有关的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并适当加大农业生产方面的直补力度。 第二，财政要把优化结构的支出重点放在贯彻国家区域战略方面，支持西部大开发、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崛起、天津滨海新区建设，推进城乡统筹区域协调发展事项的落实。 第三，在民众所关心的一系列基本民生方面，财政要通过支出安排加以提升，进而增强民众的信心和满意度。 这包括：对基础教育的支持，如从2007年开始实行从农村到城市的九年义务教育全免费；在医疗基本保障方面，把可用的资金用于支持基本医疗保障体系的建立；基本住房保障方面，经过这几年的摸索，我们政策的着力点已经有进步，把原来比较模糊的经济适用房概念淡化，而明确地把财政资金重点放在廉租房建设上。 此外，还包括政策对生态环境保护和人居环境建设的支持。 第四，财政应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支持，这也体现为一个战略性的选择，我国要转变发展方式，必须在这方面紧抓不放，积极贯彻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包括支持十多个科技重大专项的实施，走创新型国家之路。 第三个层面，应该适当考虑结构性的税收调整。 前不久，配合着货币政策的动作，利息税已暂停征收。 另外，很有希望的是，随着整个经济热度上升问题不再成为一个压力，我们有机会把增值税转型推到全国，而不再限于东北地区和中部的二十几个工业城市。 在优化企业所得税制方面，应该抓紧细化实施细则，有所区别地对节能降耗减排等方面的经济行为和研发活动，给予所得税优惠的支持。 还应该看到，我们将有更好的机会推出资源税的较大调整，虽然看起来这是对初级资源产品增加税负而会抬高其产品价格的举措，但是对于发展方式转变和引导各类主体更珍惜地使用资源，更积极地开发节约使用资源的工艺、技术和项目，是一项必须要做的重要税制改革。 当然，减税肯定需要有一个关于财政承受力的测算，要设计周全的方案。 在2008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仍然会提高的情况下，适当减税无非会使这个指标上得不那么快而已。 但是我们要非常珍惜地运用这个空间，应该把这个空间首先应用在增值税转型这种重大的长远的机制性改革上面。 同时，要做好结构性的减税（如增值税转型）与结构性的增税（如资源税作重大调整）间的结合搭配，从而对冲财政减收压力，强化税收调控效果。 此外，其他方面的减税也要考虑社会成员的心理与相关制度建设，比如大家关注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上调，这也需要在考虑财政承受力后，探讨具体方案。 关于起征点的较大调整，最好通过听证会的程序来优化其决策机制。 提高出口退税率缓解外向型企业困难为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政府已出手上调出口退税率。 财政部与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关于提高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率的通知》，明确从2008年11月1日起，上调3486项商品的出口退税率，约占中国海关税则中全部商品总数的25.8%。 这是自2004年以来中国调整出口退税政策涉及税则号最多、力度最大的一次。 此次出口退税率调整涉及内容广泛，共涉及3486项商品，主要可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适当提高纺织品、服装、玩具等劳动密集型商品出口退税率。 二是提高抗艾滋病药物等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商品的出口退税率。 此次调整后，我国的出口退税率将分为5%、9%、11%、13%、14%和17%六档。 这次调整还有一个重要意义，即中国财政政策已给出了政府抵御金融危机冲击的明确态度，要运用退税率等政策工具缓解外向型企业的困难，服务于经济发展全局。 这次调整出口退税率是政府主动应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而采取的一项宏观调控措施，它有利于帮助企业树立信心、克服困难，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明显的积极作用。 提高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可以增强企业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和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有利于进一步促进城乡劳动力就业；提高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商品的出口退税率，有利于引导企业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加快产业升级的步伐。 当然，从近期看，出口退税率的上调对纺织行业以及部分出口导向型企业的影响可能仅仅在于缓解压力，尚不足以改变行业在一段时间内的发展趋势。 但这种针对性措施的必要性是十分明显的，可把它看作我国应对金融危机的调控中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协调配合的一个组成部分。 （作者 贾康 李全 贾康系财政部财科所所长；李全系财政部财科所副教授）
今年的经济怎么样
今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在增长阶段转换背景下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之年。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党中央、国务院采取了一系列调控措施,有效引导市场预期,经济运行企稳向好,开始出现向发展新常态转变的积极迹象。 但受结构性问题制约,当前经济回升基础尚不稳固,预计全年GDP增长7.6%左右。
展望2014年,国际经济总体趋稳,内需增长面临下行压力,预计经济增长略高于7%。 在实施“双稳健”财政、货币政策的同时,坚持稳中求进、以稳促进的思路,努力释放改革红利,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切实降低企业运营成本,促进经济运行向新常态平稳过渡。
一、回升基础尚不稳固
结构性矛盾突出
7月份以来,经济运行呈现景气回升态势。 主要推动力量包括:外部市场进一步趋稳,出口回升,虽然增速仍处较低水平,但相对于年初虚假贸易明显减少,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增强;基础设施、制造业投资回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保持在20%以上,对包括重工业在内的上游产业的带动作用逐渐显现;小微企业减税、营改增扩围、简政放权、铁路投资逐步放开、设立上海自贸区等,使市场活力增强,预期改善;居民消费增速企稳,结构有所改善等。 另外,去年同期基数较低也是一个影响因素。
(一)回升基础尚不稳固
首先,重工业回升持续性不强。 受房地产、基础设施投资前期持续回升的拉动,煤炭和黑色金属采选、钢铁、电力、铁路制造等重工业增速反弹。 但是,房地产投资有所回落,第三季度增速比上半年下降0.6个百分点;9月份以来电厂日均耗煤量也有所降低,重点电厂的煤炭库存可用天数上升,9月发电量增速明显放缓;螺纹钢、动力煤、有色金属等工业品价格,8月中下旬后出现回落;CRB综合指数和工业原料指数走低。
其次,本次回升未引发库存积极调整。 通常,经济回升首先表现为企业预期改善和库存增加。 7月以来经济企稳向好,而库存水平却相对降低。
8月工业产成品库存为3.19万亿,同比增速仅为5.7%,9月仅略回升了0.3个百分点。 产成品库存与GDP之比处于2008年以来的低位。
PMI的产成品库存和原材料库存指数均在50分界线下方。 这意味着,前一段时期投资回升拉动的需求,主要发挥了维系生产和消化库存的作用,并未出现增加库存、提高产能利用率和扩大生产的良性循环。 如果需求扩张不能持续,短期经济回升势头则可能逆转。
第三,工业企业利润集中在少数几个行业。 前三季度,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3.5%,但主营业务利润增速仅为5.3%。 其中,电力热力、石油加工炼焦与核燃料两个行业合计新增利润达1456亿元,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新增额的86.5%。 工业上下游行业间尚未形成良性联动的局面。
(二)结构性矛盾的制约依然突出
1.资金配置扭曲,价格高企。 货币供应量增速明显高于GDP名义增速,预计8月末M2占GDP比重超过200%,社会融资规模快速扩张。 但是,金融系统资源错配、期限错配等问题突出,资金链条不断加长,对央行的流动性政策越来越敏感,资金价格攀上新台阶。 大量新增资金被直接或间接配置到房地产、基础设施等领域,工业企业负债并没有与货币、社会融资出现同步增长。 房地产泡沫和隐形政府担保,支持货币信贷的快速扩张,金融资源配置扭曲状况加大,推高市场利率,并挤出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
2.房地产市场趋势性分化,风险进一步积累。 以往一、二线城市和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市场变化趋于一致,而且一线城市往往具有先导、带动作用。 但经过近年来的迅猛发展以后,房地产市场区域格局发生了趋势性变化。 三、四线城市呈现住房和土地供给“双松”状态。 由于住房供给持续增加,人口集聚速度趋缓,三、四线城市开始出现供大于求局面。 但在现行财政框架下,为了推动市政建设和维持财政平衡,政府仍继续供应土地,导致住房供求关系更加宽松,一些城市泡沫开始破裂。 与此相反,一、二线城市则呈现住房与土地供给“双紧”状态。 由于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和公共服务较为完善,城市规模仍处于持续扩张状态,刚性需求旺盛,但这些城市住房用地占比偏低,土地和住房供给相对不足,价格上涨压力较大,导致泡沫进一步膨胀。
3.产能过剩严重,调整进程缓慢。 根据我们9月份对3545家企业所在行业产能过剩情况的调查,71%的企业认为目前产能过剩“非常严重”或“比较严重”。 截至目前,企业设备利用率仅72%,比去年低0.7个百分点。 其中,制造业设备利用率仅70.8%,比去年低1个百分点。 设备利用率低于75%的企业,占制造业企业总数的55%。 同时,产能过剩呈现行业面广、绝对过剩程度高等特点。 由于地方保护和缺乏有效退出机制,过剩产能调整进展缓慢。 67.7%的企业认为,要消化目前的过剩产能,需要“3年以上”的时间,其中认为“需要5年及以上”的企业占到22.7%。
4.出口竞争力有所下降,国际市场份额缩减。 自2011年起,我国贸易占全球贸易的比重,开始低于GDP占全球的比重。 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国际市场份额在2011年和2012年连续下降。 在国内完成劳动密集型加工环节、以加工贸易方式出口的产品的国际市场份额在2012年出现十多年以来的首次下降。 今年来依然延续了这种态势,预计未来一段时间人民币仍将对美元缓慢升值,而与我国形成竞争关系的其他国家的本币大多保持弱势,这将继续削弱我国出口产品的价格竞争力。 值得欣喜的是,我国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国际市场份额仍呈增长态势。 但这能在多大程度上以及在多长时间内替代原有的出口增长点,取决于出口竞争力升级和技术进步的速度。
宏观政策效果显现、市场预期改善,是当前经济回升的主要原因。 但受需求回升不稳固和结构性矛盾制约,经济运行中风险因素较多,可持续性仍面临挑战。 在三季度GDP增速小幅回升后,预计四季度有所回调,全年增长达到7.6%左右;物价上涨整体温和,全年涨幅在2.8%左右。 总体上看,经济运行处在合理区间,预期目标能够如期实现。
二、预计明年经济增长略高于7%
(一)国际经济总体趋稳,我国出口维持相对低速增长
2014年世界经济仍处于危机后的恢复期,总体态势趋于稳定。 欧洲经济走出衰退将增强全球经济的增长动力,但需要高度关注美国量化宽松政策(QE)退出对美国经济复苏的影响和对新兴经济体的冲击。 预计2014年全球经济增速将略高于今年,我国外需状况将小幅改善。 同时,由于削弱出口竞争力的因素短期内难以改变,预计出口增长10%左右。
债务上限和QE退出将增加美国经济不确定性。 因两党就预算案未达成妥协,使得联邦政府短期停摆。 虽然这对经济运行的直接影响有限,而且债务上限调整问题得到短期拖延,但这深刻反映了两党的严重分歧,以及导致政治失能问题,短期难以妥善解决。 受债务问题影响,美联储QE年内估计难以启动退出,短期有利于全球资本市场稳定,但对QE退出预期的混乱和敏感性增强,将进一步增加金融市场的波动性,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资本短期流动的冲击加大。
QE退出则可能导致流动性收紧,由此带来的利率上升将抑制房地产复苏,也会抬高消费信贷和商业融资成本,不利于私人消费和投资的增长。 与今年相比,明年美国经济的不确定性有所增加。 考虑到美国经济调整取得的实际成效,就业状况逐步改善,房地产和汽车消费恢复良好,2014年经济增长仍有望达到2%左右。
欧盟经济逐步走出低谷。 欧盟正逐步走出债务危机引发的经济衰退。 默克尔优势连任,有利于欧盟和欧央行政策的连续性,也有利于欧元区朝“欧元巩固”的方向发展。 目前除欧洲火车头德国经济回升态势明显外,作为第二大经济体的法国也在逐渐好转,西班牙等南欧国家出现向好迹象,今年三季度欧盟有望实现正增长。 明年将延续这一态势,并推动全球市场信心改善,但高企的失业率和结构调整缓慢,欧盟经济增速超过1%的可能性仍较小。
日本经济刺激效应缩减。 受非常规宽松货币政策、刺激性财政政策的支撑,以及汇率大幅贬值效应,今年日本经济逐步走出通缩,预计全年GDP增长2.6%左右。 但三大支柱中的结构性改革难以短期见效,加上明年4月消费税率由5%提高到8%,对消费增长形成抑制,“安倍经济学”的短期效应缩减。 即便日本政府采取相应的财政刺激,以抵消其影响,但能源、资源进口成本上升、物价和长期利率上涨、政府债务压力增加、奥运经济的短期拉动作用尚小,明年日本经济增速可能会下降到1.5%左右,中日贸易难有明显改观。
新兴经济体相对减速格局仍将维持。 美欧经济复苏,将拉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制成品出口国的经济增长,也有助于通过出口渠道促进我国经济企稳,从而带动大宗商品市场复苏,有利于资源出口国的经济增长。 但自2013年以来,发达经济体逐步回升、发展中国家相对减速的增长格局将维持不变。 特别是美国QE退出的影响、资本流动的冲击,以及通胀压力等,仍是新兴市场稳定发展的潜在风险因素。
(二)内需增长面临一定下行压力
1.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略有下降。 一是房地产投资增长将呈回落态势。 房地产区域格局日益分化,三四线城市供给已相对过剩。 受今年土地购置面积和房屋新开工面积增速较低、资金成本较高、保障房投资明显减缓等影响,预计明年房地产投资增速将下降至16%左右。 二是基础设施投资增长将有所下降。 铁路、城市地铁和公共设施、环境治理、网络宽带等领域存在较大投资潜力,但投融资平台负债率较高、税收收入下滑、土地收入增幅下降,地方政府投融资能力不足。 随着简政放权、放宽准入,民间资本参与的积极性提高,但短期替代作用不会十分明显。 三是受终端需求不振、产能过剩及利润偏低等因素影响,制造业投资增长将继续分化。 纺织、家电等竞争力较强、集中度适中的行业投资有望保持稳定;钢铁、化工、建材等重化工业峰值临近,投资增速将持续下降;医药、仪器仪表、文化办公用机械等成长性产业,投资将实现高增长。 此外,剔除房地产业和部分基建,服务业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达到12%左右。 在居民消费升级、政府增加民生支出等带动下,文化体育、商务服务、节能环保、批发零售等产业投资有望继续高增长。 但相对于基建、房地产和传统制造业,成长性行业支撑作用尚不足,预计2014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7%左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略有下降。
2.消费增长保持基本稳定。 今年以来,消费增长降中趋稳,既反映了“三公”消费泡沫被挤出、大众网络消费蓬勃兴起的积极一面,也体现了居民收入增幅下降、企业效益不佳、结构性就业困难等对消费增长的直接影响。 明年商品房销售前景不容乐观,与住宅相关的装修、建材、家电、家具等消费将受抑制。 电子商务、信息网络、小额贷款服务等持续完善,信息、文化、教育、健康、旅游等消费热点不断涌现,高端餐饮娱乐场所有望积极面向市场转型,消费结构逐步改善。 预计2014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3%左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略有上升。
3.物价温和上涨,农产品、服务与工业品价格分化。 当前,我国物价总体处于温和上涨周期,加上存量货币偏多、劳动力成本上升和房价上涨、实施水资源和土壤保护计划等,食品、服务和居住类价格总体仍看涨。 有关要素价格改革在三中全会后若能顺利启动,也会对物价上涨形成一定压力。 但也应看到,受美国QE退出和全球需求温和增长的影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压力不大。 PPI涨幅有望缓慢变正,但产能过剩会继续抑制工业品价格上涨,CPI和PPI仍存在一定幅度背离。 明年整体物价上涨压力比今年略高,但仍处相对温和状态。
2014年,世界经济仍处于危机后的恢复期,总体呈趋稳态势,新兴经济体相对减速格局仍将维持,我国内需增长面临下行压力。 综合考虑,预计明年经济增长略高于7%,CPI涨幅3.5%以内。 现阶段,维持7%—7.5%的GDP增速,既有利于为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创造相对宽松的宏观环境,也有利于逐步增强微观主体对中速增长的适应能力。
三、重视向新常态过渡出现积极迹象和面临的突出矛盾
我国经济正处在从10%的高速增长阶段向7%左右的中速增长阶段转换的关键时期。 增长阶段转换不仅仅是增长速度的调整,更重要的是增长动力和发展方式的实质性转变。 国际经验表明,高速增长期结束,并不意味着中速增长会自然到来。 如果新旧增长动力的接替不成功,新的发展方式未能及时确立,中速增长也难以稳住,经济增长出现大幅下滑,则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
(一)新常态——速度下台阶,质量上台阶
过去30多年,经济增长主要依托低成本要素组合优势,今后将更多地依靠企业和个人的创新活力,拓展创新空间,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效率提升从主要通过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转向重点通过产业内部的竞争和重组、不断淘汰低效率企业。 如果这种转换能够顺利实现,我国经济可以在一个相对低的增长速度下良好运行,规模与质量、速度与效益的关系达到一种新的平衡,增长速度“下台阶”和增长质量“上台阶”得以同时实现。
根据我国自身条件和国际经验,一个可以积极争取的新常态应具备以下特征:第一,经济增长从原来10%的水平,逐步过渡并稳定在7%左右;第二,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程度下降,投资率从目前48%左右逐步回落到40%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则明显提升,服务业呈加快发展态势;第三,7%左右的增速能创造相对充裕的工作岗位,产业升级与人力资本提升基本适应,中等收入人群稳步壮大;第四,在相对低速增长环境下,企业可以实现正常盈利,政府财政和居民收入保持稳定增长;第五,资本深化顺利进行,创新动力明显增强,劳动生产率提升能有效抵减劳动成本上升的影响。
(二)向新常态过渡出现积极迹象
首先,东部地区逐步适应了中速增长的宏观环境。 近年来东部地区经济增长已下降到7%左右,目前呈现企稳态势,企业转型升级步伐明显加快,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改善。 一些低效企业被市场淘汰,亏损企业和亏损额下降,大部分企业经营状况逐步趋于正常。 高技术和新兴产业发展势头良好,民间投资活力恢复。 东部地区PMI景气指数也高于中、西部。 根据我们9月份的调查,40.9%东部企业预期明年经营状况会继续好转,46.8%的企业认为明年与今年大体相当,认为会恶化的仅占12.3%。
其次,在经济增速较长时期回调过程中就业总体稳定,没有出现大规模失业问题。 全国职业岗位供求维持在需求略大于供给状况,求人倍率(需求人数/求职人数)略高于1,特别是技术工人、熟练工人、基础工程师需求缺口较大。 虽然存在大学生就业难等结构性问题,但从目前的统计数据看,就业对增长放缓的“容忍度”已明显提高。
第三,在相对低速增长状态企业亏损面下降。 以往在工业增加值增速为10%左右或低于10%时,企业亏损情况会比较严重,亏损额占主营业务收入达到2%以上,如1997年至2000年。 自2012年5月以来,工业增加值增速一直在10%附近及以下,但企业亏损状况总体好于历史水平,亏损额占主营业务收入维持在0.8%左右。 既低于1997年来1.4%左右的历史均值,也略低于2003年以来快速增长时期0.9%的平均水平。 这说明7%左右的GDP增速和10%左右的工业增加值增速,可以基本维持企业的正常运营。
第四,企业对未来经济增长持有比较理性的预期。
9月份的调查显示,企业家认为当前经济正常增长率为7.2%,5年后会继续下降。 针对“未来2年内,经济增速在什么情况下需要政府加大政策刺激”这一问题,81.4%的企业认为“7%以下”。 其中,认为“6%以下政府才应该出手刺激”的企业占到34.4%。 企业普遍反映,当前政府宏观政策总体是适度的,从稳定企业经营和预期的角度,希望保持宏观政策的稳定性。 与以往不同,面对新的宏观环境,企业主动转型、加强创新的意愿明显增强。
(三)“六大高成本”是向新常态过渡面临的突出矛盾
向新常态过渡,在宏观上表现为经济转型和增长动力的转换,就微观企业而言,核心在于降低成本和提升效率,盈利能力和水平对简单规模扩张的依赖程度下降,盈利模式从“速度效益型”转向“质量效益型”。
实际调研中发现,六大高成本是当前企业转型升级面临的突出挑战。 一是劳动力成本相对劳动生产率过快上涨。 企业的主要应对策略是
“机器替代人工”,但面临一次性投入过高、市场前景不明等风险,很多企业无力负担。 二是资金成本过高。 由于金融资源配置扭曲,资金充裕与价格高企并存,融资难、融资贵成为许多调整、转型中的实体企业难以逾越的障碍。 三是土地成本过高。 土地供给不足和价格过快上涨,一些东部地区仅能部分满足大型企业的用地需求,服务业发展也受到地价、房租的制约。 四是流通成本偏高。 不仅传统商业运行模式受高物流成本约束,而且网络销售、网店等新模式,也同样受到高物流成本的影响。 五是知识产权保护成本过高。 由于知识产权保护不力,执行成本过高等问题,很多有创新能力和意愿的企业,因创新产品、新技术容易被仿冒和剽窃,担心创新投入与收益严重不对等而被迫放弃。 六是准入成本依然很高。 调查中有38%的企业希望通过进入其他行业实现企业转型,其中,纺织、服装、化纤、有色等行业超过50%的企业有转行的意愿,但普遍反映看好的行业门槛依然很高,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政府干预依然过多。
四、稳增长、促改革、控风险,增强内生动力与活力
增长阶段转换和确立新常态的过程,也是政府、企业和居民逐步调整并适应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宏观政策的首要目标是保持经济运行的基本稳定、守住风险底线。 今后一段时间,应继续坚持宏观政策稳定、微观政策放活、社会政策托底的总体思路,稳中求进和以稳促进相结合,在维持总需求基本稳定的前提下,着力深化体制改革,进一步激活、释放市场潜力与活力,积极引导、改善市场预期,有效防范和化解房地产泡沫、地方投融资平台债务等风险,切实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推动我国经济转型有序平稳进行。
(一)实施“双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
先行国家增长阶段转换期的宏观政策经验显示,总需求政策保持基本稳定是成功转型的重要条件。 考虑我国当前经济运行中存在的诸多风险,以及需求政策的有效性和选择空间,建议明年采取双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 继续坚持结构性减税,适当加大对小微企业的减税力度;在赤字规模基本稳定前提下,适度增加代地方政府发债规模;着力盘活财政沉淀资金,优化存量资金结构,提高公务员基本工资和津补贴标准。 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M
增长控制在13%左右,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 进一步推动利率市场化,允许银行在银行间市场发行大额可转让存单,提高存款利率浮动上限,引导银行业务转型;在相关条件具备下,审慎推进资本项目开放;尽快出台存款保险制度,提高中小金融机构满足中小企业贷款需求的能力。
(二)处理好深化改革与短期增长的关系
改革的重点领域、突破口和优先顺序的选择,至关重要。 需要考虑如下因素:一是改革的增长效应。 改革应当有利于增长或为持续增长创造条件,这也是检验改革合理性的基本尺度。 在新一轮改革的起始阶段,为进一步增强内生动力与活力,尤其需要选择那些增长效应明显的改革举措。 二是紧迫性、配套条件和达成共识的程度。 那些矛盾突出、不改将会严重制约发展或稳定的领域,应当放到优先位置;配套条件跟不上,将会拖累改革的深入;增进共识将有利于减少和化解改革过程中的阻力。 三是改革措施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 对那些不确定性和复杂性较高的改革,可适当推后,并在前期通过深入调研、精心设计、分散试验等方式做好准备工作。
(三)实施区域差别化房地产政策
重视房地产市场的区域分化态势,加强分类指导,减少一刀切政策,提高调控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一二线城市加大土地供应,调整土地供应结构,提高中小户型住宅用地比重,通过限价房和共有产权房等形式,增加低价商品房供应数量。 对于供求相对宽松的城市,要控制土地供应节奏,压缩库存消化周期,使市政建设与城镇化进程相协调。 加快推进不动产登记、联网工作,扩大房地产税试点范围。 提高棚户区改造项目的资金平衡能力,通过财政贴息、增加商业用地比例、完善市政配套设施等办法,提高对社会资金的吸引力。
(四)积极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
依据对地方政府债务的新一轮审计,加快推出债务化解和处置方案。 理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银行的法律关系。 明确中央政府救助地方政府的条件和惩戒措施,包括官员考核、预算约束和投资限制等,防止道德风险。 推动资产证券化合理发展,促进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的资产流转。 对抵押担保、资金使用和现金流等符合条件的存量地方融资平台贷款应允许展期,以实现地方投资项目投融资的期限匹配。 对于部分资金链难以为继的平台,应制定处置预案。 加快建立完整的政府资产负债表,适时试点地方政府以市场方式自主发行市政债。
(五)改善企业运营环境,促进转型升级
扩大“负面清单制度”试点范围,对所有企业一视同仁,切实降低企业的准入成本。 简政放权不是行政分权,要尽可能将权力放给市场和企业,而不能简单地下放给下级政府。 创新行业规制方式,依照能耗、环保、质量等技术标准和规范,形成稳定、透明和可预期的制度体系。 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约束地方政府以低地价、低环境标准、不适当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等手段过度刺激投资的行为。 实施加速折旧政策,提高税收抵扣比例,鼓励企业设备更新和机器代替人工。 深化金融改革,优化资源配置效率,切实降低实体经济的资金成本。 实施兼并重组的财税、金融支持政策,鼓励优势企业开展跨地区、跨所有制的兼并重组,促进产业集中度提高。 切实加大知识产权执法力度,降低企业维权成本,激励企业自主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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