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起永定门，北至鼓楼、钟楼，纵贯北京老城，一条跨越7个多世纪、全长7.8公里的中轴线，如同时空的纽带，连接着过去与未来。2024年7月27日，这条被赞誉为“北京老城的灵魂和脊梁”的中轴线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认定为世界文化遗产。这既是千年古城与现代文明的一次深情对话，也是对历史记忆的珍视与传承。
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央视总台
“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线的建立而产生。前后起伏、左右对称的体形或空间分配都是以这中轴线为依据的；气魄之雄伟就在这个南北引申、一贯到底的规模。” 这是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在1951年的《新观察》杂志文章《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中的经典之言。
早在申遗成功之前，梁思成与陈占祥共同提出的“梁陈方案”便已暗含对文化遗产保护的远见卓识。虽然这一方案最终未获实施，但其中蕴含的城市规划思想和理念对后来的城市规划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北京城市规划方面的重要史料。
李浩《规划北京：“梁陈方案”新考》
北京建筑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李浩长期关注建国初期（1949年到1960年）的城市规划史， 他表示，这十年是城市规划事业的奠基时期，当时的实践形成了中国城市规划的传统。
本期《如此城市》将走进建国初期的城市规划师，回望一段在理想与现实困难间探索的历史。北京“梁陈方案”的争议背后，“内改扩建”与“新城”两种城市建设模式有哪些棘手现实？有何启示？
如此城市 | 中轴线申遗成功，再谈梁陈方案与老北京风貌
——本期嘉宾
李浩，北京建筑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
——本期主持
郝汉，澎湃新闻记者
“新北京规划”是梁思成最初的“西郊新区”构想
如此城市： 英国作家毛姆曾在他的散文中说，“北京是最适合度过余生的地方。”他笔下的北京，是一个遍布水道、庙宇与绿树的古城，与今日的北京大相径庭。这一变迁背后涉及一个经常被讨论的话题——“梁陈方案”。该方案主张将北京二环内的古城风貌，尤其是老北京的内城区域完整保留下来，作为文化遗产和旅游区。然而，这一“新城”方案在新中国成立后并未被采纳。相反，政府采取了一种“内改扩建”的策略，即在保留历史遗迹的同时，对城市进行改造。结合刚才提到的建国后的背景，为什么我们当时会选择这样的方案？
李浩： 新中国成立之初，北京的人口大约只有100多万，现在已增长至2000多万人，这一变化堪称翻天覆地。从用地情况来看，当时绝大多数居民都居住在城墙之内，即现在的二环路范围内。
城墙以外的建设用地非常有限，仅有几个城门外有少量的建筑，如西直门、复兴门等地。大部分的建设用地集中在城墙之内，使得当时的北京既不大也不十分拥挤，与同期的上海相比，人口规模较小，且用地范围有限，有着明显的边界——城墙、护城河以及环绕城市的铁路线。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经历了巨大变化。城墙已被拆除，护城河大多消失不见，环城铁路也早已不复存在。成为首都后，北京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活动，逐步转型为一座现代化城市。
作为首都，这座城市需要满足多方面的功能需求，而不仅仅是历史文化保护。可以说，作为首都的北京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牺牲了许多历史风貌和文化遗产。如果将首都设在其他城市，比如西安，面对同样的发展压力和功能需求，也可能面临类似的情况。因此，北京的命运并非特例，而是反映了作为首都所承载的独特责任与挑战。
当政治国防等需求与历史文化保护发生冲突时，往往后者会成为弱势方，这是一个无奈但常见的局面。
“梁陈方案”这一说法起源于改革开放后，陈占祥在接受采访时首次提及他与梁思成共同提出的方案。这一方案后来被人们普遍称为“梁陈方案”。具体来说，这份方案是在1950年2月由梁思成和陈占祥联名提交给中央的，标题为《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
《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正文首页 ©《建筑师》
建议书中附有两张描绘行政中心位置的图示，具有方案性质。该建议书于1950年2月呈报。实际上，梁思成早在一年前，即1949年初，就已经有了在西郊建设首都行政区的想法。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设想，与我国首都建设的背景息息相关。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后，中央从位于河北西柏坡的驻地来到北京，着手研究中央政府未来在北京的工作、办公及居住地点。他们首先考虑的便是西郊的新市区，即现今的万寿路和五棵松一带。
之所以特别关注这片区域，是因为这片区域是人民解放军最早占领的地方。在北平和平解放之时，城墙内的许多地区尚未完全被解放军控制，解放军的驻地则设在了西郊。抗日战争期间，即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人开始在西郊建设自己的区域，称之为“西郊新街市”。他们在八年的时间里修建了许多道路和房屋。
北平市都市计划简明图。©《北平都市计划设计资料第一集》（北京：1947）
1945年日本投降后，这些地区被国民党军队占领。随后，在平津战役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949年初将其收复。西郊地理位置优越，紧邻风景秀丽的西山，环境宜人。1949年3月底，中共中央从河北西柏坡迁至北平后，最初驻扎在西郊香山地区，直至同年9月才迁入中南海。
中共中央迁至北平后，立即在新市区启动了一系列建设项目。其中最著名的工程之一是“新六所”。所谓“新六所”，是指为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建造的住宅和服务设施。当时的政治局常委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任弼时五人，每人都分配了一栋住宅楼，加上一栋服务楼，共计六栋楼。这些建筑位于万寿路一带，至今仍保留着其标志性特征，体现了中央政府对西郊新区建设的重视。
1949年4月，当时的主管部门北平市建设局和中央直属机关修建办事处邀请了一批专家进行座谈，其中包括梁思成。他对在西郊新区进行建设给予了积极的支持，并带领清华大学的师生展开了深入研究。
同年5月8日，北平市建设局召集了一批知名专家和社会名流召开了一次都市计划座谈会，主要议题之一是关于新市区的建设问题。 在这次会议上，梁思成发表了长篇讲话，作为发言次数最多、内容最为丰富的参与者之一，他在讲话中系统阐述了在西郊建设首都行政区的设想。所以，这一构想最初形成的时间点正是在这次都市计划座谈会上，即1949年5月8日。这意味着这一设想并非始于1950年2月，而是在新中国尚未正式成立、中央政府还未进驻中南海之时就已经成型。
1949年5月8日都市计划座谈会档案（座谈会讨论题目，首页）©《建筑师》
1949年5月8日都市计划座谈会发言情况统计注：左轴表示讲话字数，右轴表示发言次数。当时参会的部分人员未发言。©《建筑师》
需要注意的是，通常所说的与苏联专家之间的争论发生在苏联专家到达北平之后。苏联专家于1949年9月16日抵达北平，而另一位“梁陈方案”的共同作者陈占祥直到1949年10月27日才首次来到北京，并首次见到梁思成。 因此，“梁陈方案”的最初构想完全是梁思成个人的想法，与苏联专家无关，也与陈占祥无关，更与中央政府进驻中南海无关。
1949年初，日本人以前在西郊建设的“西郊新街市”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道路、设施、公园绿地等基础设施完善。这些条件为西郊新区提供了良好的起点，如果不加以利用，将是一种浪费。政策支持方面，中央政府倾向于选择西郊作为新政权的基地。这一区域产权清晰，最初是日本人的产权，后来被国民党接管，随着国民党战败，又转归共产党所有。因此，这里不存在复杂的拆迁问题，便于快速投入使用。所以，1949年4月至5月期间，在讨论新市区建设的过程中，梁思成先生对该地区的潜力持有积极态度。按照今天的说法，这项工作可以被视为城市更新项目，即将敌人过去使用的场所转变为新政权的服务设施。
1949年5月8日的都市计划座谈会上，根据参会专家的提议，5月22日成立了北平市都市计划委员会（简称“都委会”）。都委会的主要任务是进行首都规划工作，并正式授权梁思成带领清华大学的师生负责西郊新区的规划。这一规划项目被称为“新北京”。
苏联专家与“梁陈方案”：紧迫现实下两种城市愿景的碰撞
李浩： 新北京规划在第二天的《人民日报》上正式公布后，授权消息被广而告之。梁思成随即开始带领清华大学的师生团队进行西郊新区的规划工作。同年9月1日，北平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委员大会，在会上，梁思成报告了阶段性成果，并展出了数十张规划图。
这意味着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梁思成及团队已经取得了初步的规划成果。然而，就在同一月份，首都规划的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直接影响了西郊新区的规划方向，成为梁思成在西郊建设首都行政区的重大变数。
这一变化的主要因素有两个方面，一是苏联专家于1949年9月16日抵达北京，并在11月28日前往上海——这批被称为“市政专家团”的苏联专家，重点援助上海。之所以重点援助上海，是因为上海作为新中国最大的城市，不仅人口众多，还是经济中心，并且长期受西方列强影响，共产党担忧接管后可能出现各种问题。这批专家是在1949年6月刘少奇率领中共中央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时，中方提出派遣请求的结果，并由刘少奇回国时带回。
这批原本旨在援助上海的苏联专家，在前往上海之前，也对北京提供了咨询帮助。虽然他们的主要任务并非直接参与北京的规划工作，但在讨论市政建设如道路、下水道和供水系统的发展时，不可避免地涉及整体的城市规划。苏联建筑专家巴莱尼科普针对北京的城市规划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这种情况下，苏联专家的意见与梁思成受托进行的规划研究工作之间形成了微妙的竞争关系。原本梁思成负责北京的规划项目，而苏联专家的到来以及他们提出的规划建议与梁思成的方案存在分歧，这对他的工作产生了重大影响。
苏联专家的工作方法遵循自己的流程，首先对当地情况进行调查了解，其次向中央领导询问政策指示。1949年10月6日，即开国大典后不久，苏联专家团团长及建筑专家巴兰尼科普等人与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彭真进行了会谈，询问北京是否要发展工业，以及对梁思成“新北京计划”的看法。彭真明确表示，北京肯定会发展工业，并指出梁思成的计划仅限于学术研究层面，尚未成为政府的正式计划。彭真在1949年10月6日的这一表态对梁思成的规划方案构成了不利影响，成为1949年9月之后影响“梁陈方案”的一个重要因素。
另一个影响因素是开国大典的时间安排。最初，毛泽东等人并未预计新中国会在1949年10月1日正式成立，他们原本的计划时间更为靠后。然而，形势迅速发展，促使中央决定提前举行开国大典。从决定10月1日举行开国大典到正式举行，前后大约只有10天的时间。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除了组织方面的准备外，还需要确保中央人民政府具备必要的办公条件，包括建立组织部门、配备人员、确定办公场所等。
在这种紧迫的情况下，中央政府的几十个首都机关最终选择了在北京老城区内设立办公地点，其中包括中共中央从西郊香山迁往中南海。这一决定给梁思成的“新北京计划”带来了更大的压力。原本中央政府的设想是在西郊万寿路一带设立新的行政中心，并委托梁思成进行规划。然而，实际情况是中央政府直接在老城区内开始了办公活动。
梁思成对北京老城的历史风貌怀有深厚的感情，他认为古城面临巨大的威胁。1949年9月，他还致信北平市市长聂荣臻，呼吁制止这种趋势。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一局面在当时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除了老城区外，没有其他合适的地点可供中央政府各机关办公。即使有一些园林如北海、西苑、南苑等，但它们并不适合作为办公场所。
1949年9月之后，梁思成主持的“新北京计划”因中央政府机关直接在老城区内办公而无法继续实施，计划实际上已经流产。
1949年11月14日，苏联建筑专家巴兰尼克夫做了一个关于北京城市规划的专题报告，并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在这次会议上，梁思成和刚到北京的陈占祥明确表达了反对意见，不同意苏联专家的建议，双方的争论非常激烈。 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是首都行政机关的位置，梁思成先生主张在城外，特别是在西郊设立首都行政机关，而苏联专家则建议利用当时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一带的空地和空置房屋进行建设。其二在于建筑物的高度，苏联专家建议在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一带建设的首都行政机关可以达到5层高。梁思成先生则坚持认为，中国的传统建筑最多只能建到3层，因此不同意建设高层建筑。争论之后，苏联专家为了表明自己的学术观点，形成了一份书面建议。
巴兰尼克夫的北京市分区计划略图 ©由受访者提供
1950年春节期间，梁思成和他的团队加班加点撰写了一份报告，即“梁陈建议”，于1950年3月向中央提交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这就是后来所称的“梁陈方案”。
梁陈方案（1950.2）©由受访者提供
中央的决策方面，1949年12月，在苏联专家报告会之后，北京市相关部门也做了一些研究，并向中央提交了一份报告，表达北京市支持苏联专家意见的立场。 根据相关资料显示，1950年2月，中央按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来执行，毛泽东的指示是主要机关在城内，次要机关在新市区。这意味着毛泽东并没有完全反对在西郊建设首都行政机关，但他认为次要机关可以放在西郊。
根据相关史料，1950年2月中央已将此事定下来，但这一决策并未直接传达给梁思成和陈占祥。因此，在1950年2月之后，他们仍在撰写报告并向中央提交。这一争论持续了一段时间。
大约在1951年12月，梁思成和陈占祥的态度发生了转变，这一转变的重要背景是抗美援朝战争。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首都进行了思想改造运动，梁思成等人也进行了反思，最终拥护中央的决定，同意将首都行政机关建在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一带。
北京城墙拆除与“梁陈方案”本身并无直接关联
李浩： 实际上，关于首都规划的争论在1951年底已经结束，没有再继续。然而，在1982年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我国公布了首批历史文化名城名单，北京位列24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首，关于北京历史文化保护的问题引起了前所未有的关注。许多人开始提出疑问，如果当初采纳梁思成关于“新北京”的建议，是否能减少对北京旧城的破坏。这一话题再次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在对“梁陈方案”的研究中，我发现了一个重要的发现，即很多人关心的北京城墙问题实际上与“梁陈方案”无关。尽管城墙是否拆除在1949年前后是一个争论的问题，但在“梁陈方案”的讨论中，苏联专家与中国专家并未就城墙的拆除与否进行过讨论。 有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是我在中央档案馆查阅到的，即梁思成等人给毛泽东主席的建议书文件，文件后附有两个附件，其中一个附件的作者是梁思成、林徽因和陈占祥。我将这份附件称为“梁林陈评论”。在这份文件中，“城墙”这个词并未出现，说明在“梁陈方案”的讨论中，并没有涉及城墙的拆除问题。
梁林陈评论 ©由访者提供
1960年代末期，由于国际关系紧张，中国面临多方面的战争威胁，出于战备需要，北京开始修建地铁。第一条修建的地铁线路是东西方向的1号线，旨在向西山方向延伸，以确保在遭受敌方轰炸时，能够迅速疏散城市居民和领导层至较为安全的地区。因此，修建地铁的首要目的是出于军事防御的考虑。
在修建地铁的过程中，城墙被拆除的原因在于当时的地铁施工技术较为落后，主要采用的是明挖施工方式。这种方式需要将地面开挖以进行地铁建设，而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尚不具备地下挖掘的技术条件。为了避免大规模的拆迁问题，利用城墙和护城河作为地铁施工路径成为了一个可行的选择。这样做不仅可以减少拆迁成本，还能利用城墙和护城河的空间来完成地铁的建设。
因此，在谈及“梁陈方案”时，人们往往会怀念北京的老城墙，但实际上城墙的拆除与“梁陈方案”本身并无直接关联。这是一个错觉。
——制作团队
澎湃新闻·城市智库·研究所
梁陈方案简介
两位先生梁、陈秉持古今兼顾，新旧两利的理念，为新中国首都设计了一份详尽的规划。 他们主张将中央行政中心安置在西郊，以实现城市空间的可持续扩展，避免大规模的拆迁和高昂的经济成本。 这样做旨在保持城市社会结构和文化生态的自然延续。
他们还强调了平衡城市发展的重要性，提倡居住和就业的区域均衡，以减少跨区域交通的压力。 然而，这个富有远见的梁陈方案并未得到采纳，成为了一份历史记载。 它提醒我们，五十年前的北京曾有机会采取一种完整保护的发展策略，与历史遗产共同繁荣。
梁思成先生曾满怀信心地预言，历史将会证明他的观点。 但五十年过去了，新老北京仍在历史的冲突中挣扎，城市问题困扰着每一个市民。 我们似乎生活在一个梁陈方案预示的现实中。 此刻，我们向那些先驱致敬，他们的努力与城市的发展紧密相连，尽管历史无法倒流，但他们的思考为我们的未来提供了深刻启示。
梁陈方案虽然无法再次实施，但它的影响深远，先贤们与北京的伟大命运交织，他们的智慧和坚持成为了历史的注脚。 面对现实，我们以对历史的反思作为前行的姿态，以期找到更好的城市发展模式。
扩展资料1950年2月，梁思成先生和陈占祥先生共同提出《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设》，史称“梁陈方案”。 它的内容，不是梁思成反对拆城墙那么简单狭义，也不仅仅是为了一个北京古城的完整留存。 “梁陈方案”所包含的正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城市发展理念，它是一个全面的、系统的城市规划设计建设书。
不探不知道，这9座博物馆才是和孩子认识北京城的最佳去处啊
耳朵里的博物馆
和朋朋哥哥
爱上博物馆
你好呀，我是朵朵~
每年暑假，七大姑八大姨都会拖着孩子进京探亲+游玩，少不了让我介绍：北京有啥好玩的？认识北京， 传统套路少不了“故宫+颐和园+长城+动物园” ……但要说深入了解一座城市，这9个点才是最佳去处啊！
这篇文章，分享给你和孩子 从不同角度、不同深度 了解北京城 的玩法 ，全部打卡，包你也是个“北京通”～
一网打尽·通史篇
首都博物馆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16号
：09:00-17:00(16:00停止入馆，周一闭馆)
：免费，免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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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首都博物馆官网
海量知识·跨学科学习
北京市方志馆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南路88号
：09:30-17:00(周日闭馆)
：免费，免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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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题吃货答不错：和全聚德相关的图片是？______
图源：朵朵拍摄
视野最佳·北京中轴线
正阳门
图源：来自网络
：北京市东城区前门大街甲2号
：09:30-17:00(16:00停止售票 周一闭馆)
：全价票20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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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旧城有“内九外七皇城四”之说，指得是内城九门、外城七门以及皇城四门。 随着 历史 的发展，目前能够留下来的城门并不多，而正阳门便是其中之一。 与故宫隔空相望，彼方的杂沓喧闹和这里的安静形成对比，但这里面积不大的展厅内也有着用心的展陈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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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李旭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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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最早的北京城
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
图源：北京市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
：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董家林村
：09:00-16:00(15:45停止入场 周一闭馆)
：免费 免预约
朵朵推荐： 如今的北京是现代化的城市，是中国的首都，是我们每天生活的地方，但这座城市是怎么开始的？让我们和孩子一起 穿越回到3000多年前 ……
西周燕都遗址是西周早期、公元前1045年的燕国始封地， 房山琉璃河也因此被称作“北京城的发源地”。
一驾马车上有多少有趣的汉字？
图源：「耳朵里的博物馆」线下博物馆课程
这是一座“古文化遗址”与“文物陈列”相结合的博物馆，观展体验很好。 你可以看到3000多年前的古城风貌；各类青铜器、陶瓷器、玉石器、漆木器和甲骨； 特别是 4座原址保留的墓葬和车马坑 ，让人印象深刻。
图源：朵朵拍摄
对了，堇鼎、伯矩鬲两件重要的展品在 首都博物馆 珍藏，也记得去看看哦。
数十万年前的“北京人”
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
：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大街1号
：旺季:（4月1日-10月31日） 9:00-16:30（16:00停止售票）；淡季:（11月1日-3月31日） 9:00-16:00（15:30停止售票）周一闭馆
：全票30元，老人、学生1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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朵朵要提醒的是，遗址博物馆和遗址是两个地方，分别收门票。 博物馆通过而遗址公园可以在洞口观看原始人生活的环境，这一路上的风景也不错，适合自驾。
老师持“头”讲课
图源：「耳朵里的博物馆」线下博物馆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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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原始人曾经怎样生活，你都可以在这里看个明白。 展厅里的科普互动让看展变得更加有趣。 比如你可以在古生物化石知识查询系统里查找需要的信息。
藏在故宫里的小众景点
营造之道 紫禁城建筑艺术展
：故宫博物院东华门角楼
：旺季:（4月1日-10月31日）8:30-17:00（16:10停止入馆）；淡季:（11月1日-月31日） 8:30-16:30（15:40停止入馆）周一闭馆
：旺季60元，淡季40元，展览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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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宫”烫样
在东华门角楼中，展出的精美古建筑构件、样式雷烫样和图纸等文物，让我们看到了故宫的设计理念。 还能通过 影视作品、角楼测绘图纸、三棱锥体转动式展板 等内容了解展览所在的角楼。 当然了，这个有着9梁18柱72脊的复杂结构的精美的建筑，本身就值得我们细细欣赏。
看完展览你还可以来到从东华门至午门的一段城墙上，近距离的 观赏城墙的结构与建筑之美 ；在东华门下的銮仪卫区域，站在城墙上就能看到 精美的石刻文物 。
图源：故宫博物院
什刹海边上的美丽博物馆
北京郭守敬纪念馆
：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西大街甲60号
：9:00-16:00（周一闭馆）
：凭身份证免费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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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开创的永定河、白浮泉引水方案，奠定了今天北京的城市供水格局，使 元大都成为了 历史 上北京水源问题解决得最好的时期 。 他设计和主持修建了京杭大运河山东段河道、通惠河等工程，使江南漕船能够直接航行到元大都城内的积水潭，真正实现 京杭大运河这条水上交通大动脉的全线贯通 。
图源：北京郭守敬纪念馆
为了编制新的历法，他创制和改进简仪等天文仪器，进行大量的天文观测，终于编制出了一部新的历法，定名为《授时历》。 与当今世界通行的公历 ——《格里历》回归年数值一致，但比《格里历》早颁行300年。
收藏“老北京”的胡同
史家胡同博物馆
：东城区东四街道东四南大街史家胡同24号
：周二-周日9:30-16:30，周一闭馆
：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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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院子原是 民国时期的才女凌叔华的嫁妆 ，里面有许多具有老北京特色的藏品，有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聘文复印件、旧时家庭用的笸箩、公交票证、搪瓷杯等，有些还是附近居民捐赠的，有一些东西现在的孩子已经不认识了。 你还能看到两间布五六十年代和七八十年代的北京家庭的房间，很有 穿越时间的感觉 。
让人意外的是这里还藏着一个 “胡同声音博物馆” ，收藏了过去胡同里的各种声音，只要在屏幕上选出所在的胡同，就能听到老北京熟悉的声音。
馆里还陈列着 130个胡同院落微缩复原 ，非常的壮观。 和现在的高楼大厦相比，走进史家胡同博物馆，就像走进了老北京的慢生活。
图源：史家胡同博物馆
传统四合院+网红艺术展
东四胡同博物馆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四条77号院
：09:00-12:00 ；14:00-17:00（16:30 谢绝入场，周一及周日闭馆）
：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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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你会知道什么叫四合院，大门分几种，又为什么叫广亮门、金柱门、如意门等等，倒挂楣子、门当、雀替、博缝头、影壁等各有什么讲究。 这里的很多老物件：福康安府的金丝楠木荷叶墩、博缝头、古老建筑构件及嘉庆二十二年老城砖，还有各种多媒体，都在向你 讲述东四胡同的 历史 文化，感受老北京的情怀。
除了“老北京”的特色，这里还有现代艺术的碰撞。 这间 以瓦砾为特点制作的镜屋 ，是一个拍照的好地方。
在院落中还设有 两个艺术作品“月影”和“星天” 。 这两个艺术作品的创意均来源于古人天圆地方的认知以及中国古代重要的天文仪器——浑天仪。
“月影”将一进院和二进院连接起来，活跃了整个四合院空间。 “星天”球体上镌刻的二十八星宿，与浑天仪上雕刻的二十八星宿相呼应。
图源：官方公众号“东四国风静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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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个“在看”再走嘛~
这个时代，需要一些眼界
开车走在隧道里，只能看到洞口的一点光亮，坐在井里的青蛙，看到的只是井口那么大。
当你看见一个新事物，会说真是大开眼界了，顿觉心胸开阔，世界那么大，应该去走走。
眼界有多宽，心就有多宽。
眼界不一样，看到的事物也不一样，有眼界才不会只在原地打转，而有了开放的眼界才懂得如何去专注。
梁思成是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建国初期，北京城的古建筑、古城墙面临大量拆迁，梁思成和留英建筑专家陈占祥提了”梁陈方案“。
在北京城西再建一座新城，新城是政治心脏，旧城是文化中心。 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奔走呼号并没有保住老北京的城墙，时至今日现代城市超速扩张，城市变得大同小异，很多人为此惋惜。
如果北京城被完整保留，将是世界上最大的、最恢宏的 历史 文化城市。
在那个有 历史 局限性的时代，梁思成的固守并不是顽固不化。 他是离开过故土，见过世界的人。
他用开放的视野再回头看自己，才发现我们的文化艺术是多么伟大和重要，在世界范围内都有着重要意义，他开始专注中国的古建筑研究。
无论从事文化艺术事业还是为人，有眼界的人有胸怀，看得更远，才更加懂得怎样专注，需要专注在什么事情上。
开放的眼界即是道德修养也是理智选择，当你站在趋势的高度看待事业，看待自己，就知道专注有很强的竞争力，就更能安心的做自己。
跳出自己的圈子才能看见不足和优势，眼界会创造出新的格局。
古人说：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
一句话已道破天机，开阔眼界就不能只固守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需要不断的磨练进取。
然而眼界也不是轻轻松松喝一口鸡汤就醍醐灌顶的。 就像对器物的审美，总要在实践中磨练。
看到了山外山，才知道何为大美，何为小美；
看到了人外人，才知道何为大德，何为小德。
在人群中成为出色的人，就要有实践的千锤百炼，要有阅遍千山万水的领悟。 一个工匠没有实践的磨练，不会有很高的造诣，阅过百器，便可吸纳不同领域的精华，有所突破。
记得我们刚开始写字时，用田字格，一笔一划，规规矩矩，然后读帖、临帖。 书法家也是从这样的过程中走过来的，最后习得挥洒自如，不拘泥于方块字。
书法大家懂得从整体上讲究谋篇布局。 看似凌乱，其实要有很深的功底。
就像手艺人，从最枯燥的技术学起，观摩学习，博采众长，内化匠心，做出极精致的手艺。
眼界是突破，但是也要从一点一滴、踏踏实实开始，才能站得稳，看得远，走得实。
做事不仅要见得多，也要经受住磨砺，才能有眼界的做事和造物。
不同的眼界能成就不同的人生，如果人生的长度由天定，那眼界就能让你看到人生的宽度。
眼界高远才能从容专注，牢牢地把握这个世界的脉搏。
眼界高远决定一个人的心性，目之所及，便是心之所向。 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
眼界高远的人在人群中有着出众的气场，总能给人以舒适的审美。
眼界高远的人有着如玉的品格，温润、内敛、平静。
玉中蕴藏着儒家的礼学思想，有几千年的文化积淀，自然成就了它不同反响的地位。
收藏玉是件很有眼界的事情，玉石经千百年的山川洗礼，将文化的气息或佩戴于身，或信手把玩，或置于厅堂。
我们用什么样的眼界看玉，就拥有什么样的气度和底蕴。
玉是不可再生资源，就像北京的古城墙，一朝损毁，便不复存在。 收藏者和玉雕师们用什么样的眼界看玉，也注定了玉的命运。 玉成就凡人高级的眼界，我们自当以高远的眼界看玉。
爱玉，就要了解玉，跟随玉的故事，博古通今，通晓地理，修身养性。 珍惜每一块玉的出生，爱惜它的创作。
岫岩玉的开发使用有上千年的 历史 ，距今8000年前的兴隆洼文化就有大量岫岩玉出土，同时，也代表了“岫岩工”的诞生。
后世的我们正需要有梁思成的眼界，寻一条千年流传的文明，守护一条浴火重生的玉脉。
现代的玉雕师们用几十年的精力专注琢磨之道，他们不是不知道做玉的辛苦，他们不是不知道最热门的投资产业是什么，只因为看懂了自然之道，看懂了传承的责任之重。
做玉雕是需要有眼界的事，面对一块玉，就要着眼全局，胸有成竹，倾尽才华把一块玉料的品质发挥到极致。
特别是在岫岩玉的传承与创新过程中，岫岩的玉雕匠人将安身立命的本事一代代传下来，结合时代的发展不断的突破，充分发挥了岫岩玉的特色。
岫岩玉雕人的眼界早已摆脱沉寂的 历史 ，以博大的胸怀走向世界的舞台。
眼界表面上是目之所及，高远的眼界其实是心界。
眼界开阔之人必有格局，万物有灵，在玉中见眼界，在玉中养心界。
岫岩玉自诞生伊始就做了件有眼界的事儿，长成了块儿大，色彩丰富的样貌。
这使匠人们对岫岩玉的雕琢有了更多的发展空间，也注定了岫岩玉将走向更加久远的未来。
从远古走来的岫岩玉，自“神玉”到“王玉”再到“民玉”，记录了无数次的 历史 沉浮，岫岩玉依然万古流芳，岫岩工依然传承不息。
岫岩玉是我国四大名玉之一，是华夏玉文化的奠基石。 它记录着华夏文明发展的历程，也成为民间故事的动人素材。
网络百科的详尽介绍可以为我们好好上一节 历史 课和地理课了，那些化学元素和 历史 数据或许枯燥无味，但是真正见到岫岩玉的玉雕作品，一定会是惊艳到你的眼界。
岫岩玉的颜色有黄白、绿、粉红、黑等等颜色，在设计上就有了更多元的创新性，玉雕师的“俏色巧雕”为岫岩玉增添了更为生动的意境，岫岩玉将会成为未来的 时尚 趋势和收藏趋势。
岫岩玉根据它的成分和颜色有不同的分类，通常岫岩玉分为岫玉、老玉、河磨玉，岫玉有花玉和绿色玉。
河磨玉在明代的《天公开物》中被称为“千年璞”。
每一种玉都有它的特性，优秀的玉雕匠人懂得如何巧妙地发挥玉料的特点，做出精致的作品。
岫岩玉块大，即可以做出极其宏伟的大型玉雕，也可以做出极精致的摆件和配饰。
随着岫岩的玉雕匠人们对雕刻技艺和创作理念的提升，岫岩玉具有了更高的收藏价值和升值空间。
做点儿有眼界的事儿难，也不难。 难在找到并站在趋势的高度，不难是因为你可以遵循本心去了解，去开创。
趋势的高度在于众口铄金，更在于开放的视野，当我们看遍千山万水，回过头来，最有价值的事儿就在岫岩这块玉上。
